比尔•盖茨和巴菲特9月底将在中国举办一场慈善晚宴，邀请50名中国富豪参加。眼下距离慈善晚宴越来越近，一场关于公益和慈善的讨论越来越火。关于中国慈善的未来发展，业内人士认为，只有引入良性的机制，做成公众监督的玻璃口袋，才能更好的保障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2010年9月20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中国式慈善(三)——慈善种子需仰仗良好的制度环境》，以下为节目实录：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两位全球富豪榜的前任冠亚军，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慈善热潮。他们九月底将在中国举办一场慈善晚宴，邀请50名中国富豪参加。眼下距离慈善晚宴越来越近，一场关于公益和慈善的讨论越来越火。相比国际上成熟的公益慈善模式，中国式的行善之举到底应该具备什么特色？刚刚兴起的慈善事业未来之路该通往何方？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讨论这些困扰中国慈善业的问题。
8月31日，记者来到了北京市顺义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新公民公益慈善学校。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徐永光。这位从业公益20多年的风云人物，历经了创办希望工程的风雨和荣耀，今天，他却说自己感觉到很挫败。
北京市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校长 方原
方原：我们现在留不住老师。从目前来看，我们每年保障学校正常运转的费用，一年亏空将近40万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徐永光
徐永光：老师的平均工资是多少？
方原：一线老师在1400到1500 ，没有保险。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资助建立新公民学校，给的是一个种子基金。这个是我们原来设计，就是200万种子基金。如果说是南都基金会一直投，新公民学校这个模式就算失败了。
2007年徐永光带领他任职的南都基金会，开创了打工子弟学校联手慈善公益的新模式，新公民学校。然而，两年多过去了，在提供给学校的200多万元的种子基金花完之后，校长们一筹莫展。
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校长 贾海霞
贾海霞：老师十二个月的工资是80多万，这样的话我们收入和支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额是100万，都是压在我头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特别困惑，怎样去打开这个突破口。
我们是公益学校，怎么让钱能够真真正正到公益学校来，为我们的孩子做一些事情。
徐永光：你怎么不动员资源？资源动员不了，老是把南都套在里面，我现在理事会上过不去啊。
徐永光：别人凭什么给你钱？凭什么相信你？就是凭你财物公开。我们新公民学校就得打出透明牌，新公民学校就是玻璃口袋。
徐永光希望自己负责的这个项目，能够做成一个透明的样本，做成一个玻璃口袋。然而，这个项目在他看来还仅仅是一小步。在公益事业里身兼数职的他，深切地感受到行业的透明并不只能依靠单个项目来推动，如果不向自己发出挑战，公益慈善事业的环境还是很难有彻底改变。但是，将公益慈善组织都做成一个个透明的口袋，到底有多难呢？
今年7月8日，基金会中心网成立。这是一项被称作中国公益史上里程碑的大事。以中心网为平台，号召基金会如实公布捐款使用情况，推动行业的透明。来到这里的300多人中，有国内公益行业的领军人物，也有来自美国基金会中心的总裁等慈善行业人士。他们带着期待，也带着疑问。
徐永光：中国基金会行业自律机制和透明度建设，经过了基金会同仁和社会各界20年的不懈追求，也得到了国际公益届朋友的无私支持和帮助。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民间组织自律机制。在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今年是最后一年，推动行业自律机制建设的基金会中心网问世了。
徐永光 在公益行业不能不说是个风云人物，1988年他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希望工程，并打造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 2007年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封存了希望工程的带来的荣耀和是非，今年他肩负30多家发起机构的重望，成为这个基金会信息发布平台成立的推动者和牵头人。这一年，他已经61岁。他更愿意说的，不是自己在推动，而是一群公益行业的觉悟者，他们和自己一样，深深感到了这个行业的危机。
在目前基金会披露机构年报和公开财务报告尚不足三分之一的形势下，如何索要财物数据，如何推动他们透明？况且，中心网也仅仅是个民间机构，无法使用行政的力量。路，似乎并不好走。
两个月后，记者再次见到徐永光时，是在基金会中心网的一次内部会议上。
徐永光：从7月8号到今天为止， 进展不大。你现在的困难是什么？
基金会中心网工作人员：我们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这些民政的主管部门，现在我们能够在网上能够在各种渠道找的资料已经都找遍了，就是再也没有能够让我们录入数据？
徐永光：不对，这个1800多家基金会的联系，现在还没有全面展开。如果是一些商业机构会这样吗？
寻找玻璃口袋的工作已经开展两个月了，工作人员开始面对许多实际的困难。他们发现，整个行业的信息化程度不高，这直接影响了捐款人对他们的了解。在1900多家基金会中没有网站的1307家，占了三分之二。而那些有网站的还有170家页面已经不再更新。调研发现，民政部注册的基金会年报信息披露相对较全，而各省市民政部门的年报披露情况则差别很大，有16个省份没有在网络上公布基金会的年报信息。
基金会中心网工作人员：把支出表给摘掉了。这个如果说是一份两份，可能是偶尔操作失误，但是他多达43份，这种情况比较突出。
徐永光：就是他就是这个年度报告的有部分不全。
基金会中心网工作人员：对对，他看起来是一份完整的年报，他也不是年报摘要，但他里面单单缺了公益支出表。
会后，徐永光和中心网的执行团队提出了这样的思路，不仅仅要要到省市主管部门走访，还要主动去和每个基金会联系索要财务及项目数据，批量的不行，就一份一份地收集。
徐永光：我觉得这些困难都是意料之中的，绝没有超乎我的判断。
记者：那些不公布，公布不出来数据的怎么办法？
徐永光：他们还不了解，为什么要披露信息，然后进一步通过基金会中心网他们知道，不披露信息他们要吃亏，他们要吃亏，然后这样大家会，越来越积极主动来披露，如果到最后坚持我不披露，那好，后果你自负，因为你不愿意透明，那最后呢，捐款人就会用脚投票就会离开。
截止到今年9月6日，基金会中心网收集到了全国1916家基金会的名录，采集到财务报告的 757多家，能够提供项目信息细节的23家。
尽管早在2006年，民政部就颁发了《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要求基金会向社会公布年度工作报告、募捐活动的信息、资助项目的信息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然而，从执行情况看，却不尽如人意。捐款人想找一个玻璃口袋到底有多难？
为了解实际情况，记者拨通了10家‘检索不到数据的基金会’的电话，希望看到他们的财务信息，了解捐款使用情况。
某基金会工作人员：这个提供不了。
记者：但我看到法规。
某基金会工作人员：咱们这边财务一般不会对外公布的。
某基金会工作人员：提供给你们没有问题，但你们应该有个正式的文函过来，我们才能给你们提供。我们有一个手续的问题。我要了解你要干什么用，或者你们公章盖下来，发一份传真过来。
某基金会工作人员：不在这办公，电话留在这里。
在记者联系的10家的基金会中，3家直接拒绝，2家表示可以提供，但都要求提供公函，还有3家电话拨通数次无人接听，有两家登记的电话号码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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