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ly 19, 2010

分析称我国前途命运系于教育 须改革促教育公平

分析称我国前途命运系于教育须改革促教育公平
瞭望第29期封面。

  《瞭望》文章:教育改革征途未尽

  中国再也不会回到从前,像鸵鸟那样把头埋进沙子,无视存在的问题对教育系统、公民社会和经济繁荣的威胁。在历经磨难后,中国学会了勇敢面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宗堂 吴晶 赵超 刘奕湛

  2010年,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7月13日至14日,改革开放后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举办,绘就了未来10年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蓝图,吹响了加快教育发展的号角。

  回望过去,三十多年教育改革波澜壮阔;展望未来,又该给予教育怎样的希望和期许?

  复轨始于高考

  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这是“文革”后教育改革的发轫,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如是论断。此前,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在“文革”期间被彻底否定,学校教学活动停滞。10年光阴荒废,出现严重人才断档,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受到极大制约。

  但人才从何而来?高考招生还能继续以往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做法吗?1977年8月,邓小平提出:“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恢复高考,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顷刻点燃了广大青年的读书热情。图书馆、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甚至连蒙满灰尘的旧课本,也一时洛阳纸贵,人们四处寻找。

  恢复高考,让曾经散落在山野乡间的青年们重拾课本,开始了新的人生,也让这一年成为不能忘却的群体记忆。全国570万青年纷纷从四面八方的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走进考场。当年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几乎相当于当时全部在校大学生的一半。

  更重要的是,恢复高考匡正了社会风气、社会观念和社会价值,让知识的力量得以重新展现。国家教育和人才培养,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十多年来,我国有数千万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参加高考,3600多万人走进了梦寐以求的“象牙塔”,继续塑造和追寻自己的理想。

  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改写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轨迹,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

  “穷国办大教育”

  如何才能尽快发展教育?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应处于什么地位?被“文革”耽误了10年后,急起直追的中国一刻也没有停止探寻。

  20世纪90年代,经济状况刚刚有起色的十亿人口大国不仅要快马加鞭搞建设,还要以不到美国GDP1/20的收入养活超过美国数倍的人口,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的中国,需要优先发展的地方实在太多,但中国政府毅然选择了教育。这是因为,中国人在历经创痛后,逐渐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教育的贫困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贫困,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不可能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第一次把教育提高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的地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1992年,十四大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从“首要位置”到“突出的战略位置”,再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执政党对“把教育放在什么位置”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也凸显了教育在全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

  但“优先发展”的迫切愿望,与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却无处不在。“穷国办大教育”是中国最大的现实,最大的瓶颈是国家财力有限,教育经费短缺。中国需要用占全世界3%的教育经费,支持全世界22%的受教育人口,谈何容易?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体制性障碍也成为加快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嬗变和阵痛中,中国教育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国家力量之源

  全民对教育追捧的热度,从未如今天这般。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国人今天的生活。

  时间回拨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的金秋时节,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今天,在拥有网民数最多的中文网络中搜索,“教育优先发展”始终是未曾褪色的流行语。

  这句抽象的词语可以找到很多现实注脚:上至在社区老年大学中挥毫泼墨的退休老人,下至享受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少年儿童,每个生活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人,都在亲身体验它的含义。

  国人今天所享受的教育成果,是从弱小的种子和贫瘠的土壤中开始培育的。1992年,改革开放14年后,我国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6年,与发达国家同期相比差4.5年左右。人口负担加重、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通货膨胀潜伏,令这个走在振兴之路上的国家步履蹒跚。

  与此同时,一场引入新知的大潮正滚滚而来。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蹉跎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却要“被迫”搭上“知识经济”的快车。

  那时的中国,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能把占全世界24%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中国就有机会赢得未来。

  匆匆而过的时间,给出了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答案。2007年,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迎来第三十个年头,美国《时代》周刊在《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中指出:中国力量正在上扬,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隐含在这种判断中的,是教育产生的裂变能量。在一组组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的数据背后,是国民素质得以跃升、个体创造力得以迸发并汇聚而成的国家软实力。

  历史已给出参照:过去300年,美国、德国、爱尔兰、芬兰和日本等国都是通过教育优先发展的模式,成功赶上或超过先发型国家。

  今日的中国,又有了一种设想: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过了别人一百年的历程。还要怎么做,才能实现新的赶超和跨越?

  未来,将再次给出公正的答案。前提是,必须坚持对教育的尊崇。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对前途命运的清醒认识,更意味着一个民族奋起直追的精神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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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经验扫描

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经验扫描
瞭望第29期封面。

  《瞭望》文章:巨投入,重均衡,促创新

  ——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经验扫描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教育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突出表现为科技、教育和人才竞争。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程度,决定了社会的文明水平。尤其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教育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就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相关政策作了专题调研。记者在美国、德国、日本、芬兰走访发现,尽管这些国家国情不同,政策有异,但共同的特点是教育投入巨大,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教育结构与社会需求相对称,而且特别注重培养和造就创新人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这些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经验会给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镜鉴。

  美国:打造世界最完善的大众教育系统

  美国的建国先驱就曾将教育作为立国之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卸任演讲中说:“请大家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最重要的目标加以重视和提高。”

  历届美国政府均视教育为立国之本和人才培养的关键,并把发展教育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相继通过了多部教育法案,呼吁全社会为未来储备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美国的全民教育投资年均增额达数百亿美元,主要用于对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和扩建,改善教学设施和条件,增加招生数量。高等学府是美国培养人才的基地。鼓励创造的学风以及巨额教育投入,为美国培养大量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国政府还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整合大学、社区学院、各类产业再培训中心等教育资源,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职业教育网络,并促进各个机构之间的沟通,根据各产业技术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课程体系与培训方式,使教育培训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由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提供职业教育专项补助经费,并建立完善职业教育资格证书制度和资格鉴定制度。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主要依赖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目前美国60%以上的大学都是社区学院,可以说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完善的社区学院系统即大众教育系统。社区学院为美国培养了大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也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后备军。

  为从法律上保证继续教育的发展,美国于1996年颁布了《成人教育法》,要求所有企业每年至少拿出员工工资总额1%以上的经费用于员工的教育和培训,而联邦政府允许企业将这部分开支列入成本,免予征税。

  此外,在美国,就业不受户籍和地域的制约,这为优秀科技人才在美国市场上流动打下了基础。很多精力充沛的中青年高级专业人才在院校、科研单位、企业和政府机构间频繁流动,以选择最适合自己、最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方向。

  德国:

  完善学校企业“双轨”人才培养模式

  德国一向重视通过实践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方式,年轻人不上大学也可以成为掌握高级专业技能的人才。其中双轨制职业教育模式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所谓双轨制是指职业学校和企业合作,共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体系。目前,德国大约60%的青少年通过双轨制模式接受职业教育培训。这种教育模式的优势在于,学生在校学习理论的同时也在企业接受相应的技能培训,保证学生在毕业时就已具备相应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

  在双轨制教育体系中,学生每周有固定的时间到企业参加技能培训,结业后参加德国工商协会组织的全国统一结业考试,证明其具备从事某个行业工作的能力。

  德国政府一方面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提供健全的制度和法规保障,强制企业与学校一起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另一方面在政策上给予企业一定照顾,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如企业的职业教育经费可计入生产成本等。

  随着全球化和经济结构转变趋势日益加深,德国的双轨制教育模式也相应作出调整。比如,提高现有职业培训的标准,开发新的职业培训工种,设立跨企业的联合培训课程等。

  德国政府2006年8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高技术战略”,力图在争夺全球人才、技术和市场领先地位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确保本国充裕的人才资源,消除人才瓶颈,2008年和2009年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陆续出台多项人才培养措施。

  近两年,德国相继推出“通过教育实现起飞”、“德国就业和稳定一揽子计划”以及“工作移民对保证德国专业人才基础的贡献”等三项人才培养和动员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

  根据上述计划,德国2009年和2010年向幼儿园、中小学、高校、社区进修机构、非高校研究机构和博物馆投入86亿欧元;到2015年,德国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资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

  具体措施包括:鼓励在职业教育中成绩优秀的学生继续攻读大学文凭,并向其提供晋级奖学金;向在校大学生和科研新生力量提供资金支持,做好高级人才储备;吸引年轻人选择数学、信息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类专业,弥补德国在这些领域的人才缺口等。

  日本:从义务教育抓起

  日本政府认为,培养高层次人才应从义务教育阶段抓起,要求全国的中、小学制定各种教学方针,让学生们了解科学家、运动员、艺术家等各领域人才的成长历程,从而使学生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怀有远大理想和目标,并对学习科学知识产生浓厚兴趣。

  为了让学生有机会接触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思想及价值观,日本政府正在探讨改革教学体制,使其更灵活,鼓励高中毕业生利用开始大学生活前的一段时间在国内外旅游、做义工或临时工。

  针对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深化高校改革来培养创新人才。日本文部科学省汇总的未来人才培养意见,将高等教育任务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具有高级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高层次专门职业人才;培养富有创造性、具备优秀研究和开发能力的研究人员;培养具备突出教学和科研能力的高校教师;培养能够在各个领域支撑知识社会、具备高级知识素养的人才。

  为此,文部科学省每年通过提供专门经费来资助国内大学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教育研究基地,培养年轻学者和未来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同时,日本政府和各大学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和科研津贴等经济援助方式,帮助学生和年轻学者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完成学业和研究。例如,京都大学2009年启动了一项名为“白眉项目”的人才培养项目,向优秀年轻人才提供职位,帮助他们专心从事研究。该项目将建设“新一代研究者”培养中心,并由校内外杰出人士负责选拔人才。该中心聘用的青年研究人员除工资外还可获得充足的研究经费,聘用期内不用参加教学和管理工作,也不需要接受考评,可以潜心于科研工作。

  日本政府鼓励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界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例如,九州大学于2009年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宇宙工学和航空技术等领域共同开展研究开发,并通过在大学研究生院开办讲座等方式培养专业科技人才。

  日本政府认为,产学结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优势在于:实行长期实习制度,便于大学与企业之间沟通和协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和变化的人才;通过创办新兴产业来激活经济。

  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和确保多样化的人才,日本政府还十分重视女研究人员的工作机会。有关调查显示,2008年日本大学和企业的理科研究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为13%,与美国的34.3%、意大利的29.9%和法国的27.8%相比处于较低水平。日本文部科学省认为如果任由优秀女研究人员流失,日本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目前,东京大学和东北大学已由校方拨款开办了校内托儿所等设施,而静冈大学和神户大学也为女研究人员配了助手以确保她们拥有足够的育儿时间。

  芬兰:切实提高全民整体素质

  芬兰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之一,其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以高质量的教育提高全民整体素质,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芬兰政府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在政府预算中,教育方面的开支处于第二位,仅次于社会福利开支。2008年度芬兰教育部的预算达到近69亿欧元,占政府预算总额的16%。

  从20世纪70年代起,芬兰政府就把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重要国策。根据芬兰1998年颁布的《基础教育法》,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是教授学生人生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使他们成为有道德、负责任的社会成员。

  芬兰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非常广泛,不仅包括语言、文化、科学、艺术等基础知识,还包括社会知识、家政、健康和手工等生活实用技能,有利于开拓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此外,学校在教学和课程设置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在教学大纲框架内根据本校具体情况设置课程,可侧重于不同的科目,并自主灵活安排课时。因此,学校将培养兴趣放在首位,使学生们不仅获得书本知识,也锻炼了动手和人际交往等各方面能力,使他们成为全面、健康的人才。

  芬兰基础教育还非常重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如手工课上,老师只给予辅助指导,在一个主题下由学生自由发挥。在一些学校,最新的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美术老师除了教学生画画,还教他们使用数码相机拍摄,编辑图片和视频,以及应用软件进行电脑绘画等。

  作为公民终生学习的起点,芬兰的基础教育不仅为每个公民提供了生活和继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为国家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在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后,95.5%的芬兰学生继续学习,其中一半升入高中,另一半进入职业学校。芬兰高中实行“无固定班级授课制”,取消了年级的划分,学制极富弹性,学生在2至4年的高中阶段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计划选择课程,安排学习进度。这种授课模式满足了学生不同爱好和发展要求的需要。

  在大纲指导下,大部分高中要求学生至少修完75门课程,其中必修课45门,选修课至少30门,并鼓励一些成绩突出或有特长的学生选修大学课程和利用大学的教学、实验设备进行研究,其学习成绩计入高中学分,大学予以承认。

  除文化和科学知识外,芬兰的高中教育还注重对学生的社会知识、社会交往及合作能力的培养,为学生以后步入社会做好心理和知识方面的准备。同时,高中教育还培养学生经济和商务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他们毕业后创业打下基础。

  1999年,芬兰对中等职业教育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职业学校学制统一为3年,必修课程有:母语、外语、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和保健教育、艺术和文化、社会学等。除学习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外,学生还要有至少半年的实习期,使学生在实践中熟练掌握专业技能,顺利完成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过渡。

  在芬兰,所有职业教育都与地区发展密切相关,其首要任务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学校可根据地区的需求来设置专业,并不断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调整课程。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现今芬兰劳动力市场对求职者学历要求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把一批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合并成高等技术学院,每年招生能力达到3.8万人,比芬兰各所大学招生总数还要多。截至2009年底,芬兰全国26所高等技术学院在校生达到13.5万人,占整个高等教育在校人数的一半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并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毕业生可以申请进入高等技术学院或大学学习。

  高等技术学院学生享有普通大学学生同等的待遇,可领取大学生的学习补助。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和实际操作能力,较多地采用小组课题和课程实习等形式,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相互合作和动手的能力。

  芬兰共有近20所大学。相对人口而言,芬兰的大学密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芬兰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是塑造高质量的专业人才。芬兰的大学提倡创新,学生在专业和学习方向的选择上自由度很大。大学的教学设备和信息化程度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现在被广泛使用的Linux操作系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赫尔辛基大学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发明的。芬兰大学的国际化程度也很高,经常邀请国外专家讲学,举办国际讲座和研讨会。大学与企业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学生可以申请直接到企业实习完成研究项目或毕业论文。

  除此之外,大学设有继续教育中心,向社会在职人员提供服务。赫尔辛基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欧洲最大的继续教育中心,在这里学习和培训的多达4万人。□

  (本文执笔:杨士龙参与采访:任海军、于大波、焦宇、蓝建中、黄一凡、赵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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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康森登陆海南呈现六大特点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陈成智)台风“康森”匆匆掠过,造成我省直接经济损失2.4亿元,2人死亡。据省三防办负责人介绍,登陆海南的台风“康森”风力大,但降水小,全省水库蓄水总量没有明显增加。

  有关部门详细分析后发现,台风“康森”呈现以下六大特点:

  风力大。“康森”在西太平洋时,7月13日凌晨2时就加强到12级(33米/秒),一直持续到在菲律宾登陆前;7月14日上午8时进入南海,15日晚8时又再次加强为12级台风(33米/秒),一直到登陆时还是12级;登陆以后,17日凌晨3时(在乐东莺歌海)才开始降为强热带风暴(11级,30米/秒)。在三亚登陆时,最大风力为16级(51.8米/秒,三亚本站),其次是三亚市田独镇风力达14级(46.1米/秒)。

  范围小。在风力12级的时候,10级风力的半径一直只有60公里。

  路径比较稳定。从西太平洋到进入南海,移动路径基本是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进入北部湾以后才向西北方向移动。

  速度快。大部分时间的移动速度都是每小时20公里以上。

  降雨少。据统计,从7月15日上午7时至17日上午10时,全省共有88个自动站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水,其中27个站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182.9毫米出现在保亭南林中心学校。平均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的有三亚市、五指山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别为109.3毫米、85.7毫米和81.1毫米;降雨量较少的儋州仅5.6毫米。

  水库蓄水全省总量没有增加,但三亚、乐东、陵水、琼中、白沙、保亭、昌江、五指山等8个市县增加了2300万立方米。

  影响范围小。影响比较大的地区主要是三亚、乐东、保亭、东方等,其他地方影响较小。

云南红会紧急救助巧家县特大洪涝泥石灾害

云南红会紧急救助巧家县特大洪涝泥石灾害
洪水带着石头和泥沙冲进街道,淹没了商店和汽车

云南红会紧急救助巧家县特大洪涝泥石灾害
云南省红十字会向小河灾区紧急捐赠

  2010年7月13日凌晨,云南巧家县小河镇突降暴雨,引起炉房沟山洪暴发,给小河镇沿河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截止7月14日下午4时,灾害共造成17人死亡,28人失踪,43人受伤,受灾人数12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1.6亿元。

  灾情发生后,云南省红十字会当即派出第一批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考察灾情。并于当晚向灾区紧急调运了500床棉被、500套衣服和50套炊具。中国红十字会也向灾区紧急调拨了价值8.8万元的400个家庭包。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段鸿于14日一早率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和云南省红十字会向灾区群众捐赠了慰问物资,并深入受灾农户家中进行慰问。

邻居串门 8月大宝宝被抱死?

  年轻的妈妈抱着8个月大的宝宝到邻居家串门,不料,宝宝刚被抱了5分钟,就全身抽搐口吐白沫不治身亡。抱宝宝的这名主妇最终被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法院判决赔偿死亡宝宝家属1万余元损失,法院的判决是基于什么证据考量?宝宝又因何突然死亡呢?邻居主妇的这一抱抱出了悬疑重重。

  意外:8月大宝宝身亡

  家住天水麦积区的王霞和郑芳是两个年轻的媳妇,她们对门而居,是时常走动的好邻居。2009年7月21日下午3时许,王霞抱着自己8个月大的宝宝到郑芳家串门。到了郑芳家,王霞看到郑芳正在翻抽屉找东西,郑芳说她家的宝宝拉肚子,而家中的止泻药好像用完了。王霞想到自己的宝宝刚吃过止泻药,出于好意,王霞把孩子交给郑芳抱着,自己回家帮郑芳找止泻药。

  5分钟后,王霞将止泻药交给郑芳,在从郑芳手中抱过自家宝宝时,王霞突然发现宝宝好像在抽搐。于是,王霞赶紧把宝宝抱回家,半路上宝宝口吐白沫加剧抽搐,吓得王霞赶紧抱着宝宝去村卫生室。到了卫生室,医生检查宝宝好像是中毒了。由于卫生室条件有限无法治疗,王霞又带着宝宝往卫生院赶。下午4时20分,宝宝不治身亡。

  宝宝为什么会中毒?王霞离开郑芳家的5分钟,郑芳对孩子到底做了什么?郑芳说,王霞走后她只是抱了一会宝宝,并没有做什么。她和王霞是好邻居,而且王霞是帮忙给她的宝宝找药,她怎么可能毒害王霞的宝宝。

  对于郑芳的解释,王霞的家人难以相信,健康的宝宝为什么郑芳抱了一会就中毒了?为此,王霞的家人向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区公安分局报了案。

  结论:宝宝死亡属意外

  公安机关对郑芳家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郑芳本人及当天到过郑芳家的人进行了询问。经过综合侦查,公安机关给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表示王霞家宝宝死亡是一起意外事件,不属于公安立案标准。

  对于这个解释,王霞家人难以接受,为此他们申请天水市公安局复议。天水市公安局经过分析后维持了分局的意见,结论是王霞的宝宝是中毒而亡。但毒是从哪里来的呢?公安机关表示,王霞家宝宝中的是甲拌磷农药的毒,这种毒药来自郑芳身上。郑芳在抱王霞家宝宝时又将农药染到了宝宝身上,导致宝宝毒发身亡。

  调查:邻居除蛆沾染农药

  郑芳身上的农药又是从何而来?公安局通过大量调查还原了王霞宝宝出事前一天郑芳的生活经历。7月20日下午2时许,因家中旱厕生蛆,郑芳将托人买来的甲拌磷农药倒了两瓶盖,洒进旱厕。在操作过程中由于郑芳的失误,将部分农药洒在了厕所的西墙上。到了7月21日上午,郑芳的公公来到郑芳家,就闻到过家中农药味剧烈。此时郑芳让公公照看自己的宝宝,然后到旱厕里给家畜拌食。给家畜喂完食后,郑芳又从厕所的西墙上取了扫帚扫院……经过反复接触,郑芳的衣服和手上都沾上了农药。下午3时,王霞来串门,把宝宝交给郑芳后去拿药,郑芳在抱宝宝时将农药传给宝宝。

  真相:良药和农药相互作用

  对于这个调查结果,王霞家人还是不完全赞同。因为郑芳家的宝宝也是8个月大,如果说王霞家的宝宝中毒,郑芳家的宝宝一直在家中,怎么就没有中毒?公安调查发现,当天王霞家的宝宝身体不舒服,所以王霞给自己的宝宝服用了硫酸庆大霉素来治腹泻。王霞到了郑芳家,让郑芳抱孩子自己回家去也是取这个药。凑巧的是,该药有抑制呼吸的作用,与农药甲拌磷相互作用才最终导致宝宝身亡。

  判决:被告赔偿1.3万元

  王霞认为郑芳即使没有犯罪嫌疑,但在民事方面也难辞其咎。为此在今年年初,王霞将郑芳告上了天水麦积区人民法院索赔各项损失9万余元。

  法院认为,郑芳在家中违法使用剧毒、易挥发的甲拌磷农药时,致其手、衣物被该农药污染,在王霞让其看护孩子时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致使王霞之子因甲拌磷中毒死亡,郑芳对王霞之子的死亡有一定过失,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2010年7月16日,记者从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获悉,王霞提出的合理民事索赔为6.6万余元,判决被告郑芳按照20%给予赔偿,赔偿王霞1.3万元。

  据《西部商报》

桶装水企业:困境中奋力谋变

  

桶装水企业:困境中奋力谋变
莞桶装水协会会长梁德钊建议,桶装水企业可以向“上下游”延伸发展。如此一来,三五年之后,东莞本土桶装水企业或可做大做强。苏仕日摄

  在20多年的时间里,桶装水行业从无到有,企业从少到多,如今形成了全市140多家企业激烈竞争的局面。而原材料不断涨价和人力成本的提高,使桶装水市场开始显现萎缩态势,内外交困的东莞桶装水企业是否已面临穷途末路的节点,桶装水行业究竟该如何应对困局?

  ■专访篇

  合并漫天繁星成就一轮皓月

  ———访东莞桶装水协会会长梁德钊

  近日,记者专访了东莞桶装水行业协会会长梁德钊,以了解桶装水行业的过去与发展现状,并为桶装水行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东莞水企错失品牌契机”

  梁德钊指出,桶装水行业表面看似风光,其实已经是一个严重内耗的微利行业。

  对于当下桶装水行业的低级竞争,他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东莞本土桶装水企业是“月亮不明显,星星满天是”,指有实力的大企业并不多,而小型企业却是繁星密布,进行着价格竞争,扰攘不休。

  为什么东莞桶装水企业会是满天繁星,而没有月亮熠熠生辉呢?

  梁德钊称,从历史上说,一个行业创品牌的最佳时机是行业开始发展的10到15年,而东莞桶装水企业大多错失了这一契机,很多企业直到今天才醒悟要走品牌道路。“但市场的利益格局已基本成形,品牌之路自然变得异常艰难,这就造成了如今东莞水企‘没有月亮’的局面。”

  从外部市场环境上来说,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油价一直在上涨,这些因素导致的成本上升正在不断蚕食桶装水企业微薄的利润。

  桶装水企业最先遭受的冲击便是来自塑料、包装袋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5年前,制作塑料桶的PC塑胶每吨仅需1万元,而现在涨至每吨3万元。另外,商标贴纸、瓶盖等塑胶桶的零部件,价格也上涨了约3成;柴油价格也从3元/升涨至6元/升,油价上涨直接造成运输成本的提高。

  与此同时,人力成本也在不断地上涨,原先月薪1000多元的搬运工人薪酬已涨至2000多元。在不断地提升工资的同时,企业还面临招工难的问题,“很多年轻人无法吃苦,来了一两个月就辞职走了”。

  “平均每镇有5家桶装水企业”

  从企业自身条件来说,东莞桶装水企业犹如繁星,遍布各镇街,但都是中小型规模,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目前,东莞约有140家桶装水企业,虎门170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有20余家,平均每个镇街就有约5家桶装水企业。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通常一个城市有数家桶装水企业就已经足够了。当外地进驻东莞的大企业已经转入资本运作的阶段时,本地企业不少仍停留在低价格竞争的初级阶段。”

  “星星满天是”加剧了行业的内伤。由于东莞桶装水行业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很多销售额极小,厂房还不到100平方米的小企业也想分一杯羹,挤破头往水行业里钻。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20多年来,桶装水的价格基本没有上升过,反而时常有促销等变相降价。

  梁德钊说,20年过去了,物价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一桶水的价格仍保持在10余元。“哪一家水厂都不敢提价,谁提价谁自寻死路。而目前所有的成本提高都转嫁到了企业。”

  可向“上下游”延伸发展

  既然桶装水有市场需求,该行业如何实现突围,东莞市本土桶装水企业如何重新回到发展的轨道上呢?

  梁德钊认为,桶装水企业将顺从市场的发展规律,在经营成本提高、利润空间下降的困境时,一些竞争力较弱的小企业,会被市场淘汰,“减少行业内的一些‘星星’并不是什么坏事。”

  之前有人提出,东莞本土桶装水企业为何不能“抱团”发展,以共同应对怡宝、益力和娃哈哈等企业的挑战?据悉,数名企业家曾商议组成联合公司,但因股权、公司运作等无法谈拢,“抱团”发展的计划暂时搁浅。

  梁德钊说,“抱团”发展无法实现,但较强大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在三五年内并购一些实力较弱的企业,再把原有的企业做大做强,以“合并漫天星星,成就一轮皓月”的方式,让东莞本土桶装水企业有大发展。

  他建议,面对不断提高的经营成本,桶装水企业可以向“上下游”延伸发展。“上游”实现资源整合,包括从瓶盖到瓶子整条生产链,节约原材料的成本;“下游”则主要是拓宽销售渠道和市场。

  ■破局篇

  创新服务或可破局

  其实,在这一系列的恶战中,不管是处于流通领域的桶装水门店,还是处于上游生产领域的桶装水生产企业,早已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他们或创新服务理念,用贴心的售后锁定客户,或在水源质量上不断下功夫,寻找新的出路。

  提升服务品质“套牢”客户

  面对桶装水行业的诸多挑战,东莞市常平天天饮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朱景民说,该公司采取几个措施来应对。

  首先加大力度推自有品牌桶装水。天天饮水代理乐百氏、益力等高端桶装水的东莞总代理,为了错开竞争,2005年前后,天天饮水开创了“松木山”这个走中低端市场的自有品牌。在市场转差的情况下,会着力推动自有品牌开疆辟壤。

  而除此之外,天天饮水还推出了全国统一的订水热线,以后会进行呼叫中心建设,启动电话营销。再次,多元发展形象店,除了卖水之外,还卖红酒、茶叶等。

  同样,总部位于桥头的华锋饮水也在服务上做出了不少创新。其相关负责人王先生就称,公司采用电脑智能来电识别订水系统,并且让送水服务员统一形象,统一着装、佩戴工卡,且穿一次性鞋套、戴一次性手套。此外,还提供消毒粉定期为客户免费清洗及专业维护饮水机服务等。

  知名品牌提高防伪技术

  面对假冒伪劣情况猖獗、竞争日益激烈的桶装水市场,特别是对于品牌桶装水而言,防假刻不容缓。

  某知名水品牌东莞区域经理告诉记者,除了增加投资力度之外,公司一直在提高激光喷码的科技含量,并且试图通过多设形象店来引导消费者购买正品,以防不正当竞争的出现。

  此外,不少商家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销售理念,以此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决策。记者采访时了解到,有些商家采取管理权下放的方式经营,让各店的负责人根据自身情况因“店”制宜,这样不仅能够提高销售业绩,使利润得到迅速增长,也能够带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人文关怀,提高售后服务,这些都是民生行业经营的基本之道。当然每个公司还要有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

  案例一??

  爱维水厂:下一站,省名牌

  上世纪80年代末,东莞的瓶装水市场已接近饱和。1991年,爱维水厂筹办之时,董事长何翔到北京考察后,于翌年开始生产桶装水,成为东莞第一家生产桶装水的企业。

  何翔回忆,草创之初,爱维水厂发展迅猛,一直努力要走上品牌之路,但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其扩展计划也遇到了困难。

  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肆虐,东莞多家企业相继倒闭、务工人员减少,桶装水的需求也大幅下降,爱维水厂的客户数量急速下滑。由于工厂倒闭,爱维水厂数千个塑料桶无法回收,直接损失了30多万元。

  “这一行的成本太高,利润太低。”何翔说,现在一个塑料桶大约要30元的成本,而且使用过程中会折旧,一个桶只能循环利用30到40次。这还不算,为了彻底清洗瓶子还要用热水冲洗,每冲洗一个桶的成本是8分钱。

  除此之外,PC塑胶等原材料价格大概上涨了7成,该厂的20余名搬水工的月薪也提高到2000多元了,还要负责搬水工的住宿。尽管工资在不断地上调,但搬水工人是越来越难招了。

  为了降低运营成本,爱维水厂投资38万元购置了一台吹瓶机,加上厂房建设共投入了100多万元。吹瓶机的投入把原来需要4个工人的工作降低至1个人,如此这般,除了降低成本之外,也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

  对于爱维曾经的辉煌,何翔如数家珍:爱维是香港TVB剧组的指定饮用水,演员佘诗曼到广西、上海等地演出,还需要空运爱维水至剧组,供其饮用;爱维水也曾作为虎门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接待饮用水……

  在扩大规模和优质水源的双重压力下,爱维水厂投入大笔资金到大岭山森林公园中购置了一块地建设厂房,采集地下水。何翔认为,从硬件上来说,爱维水厂已超越了一些广东省名牌的水厂,但是可惜的是,爱维这一品牌并没有成为广东省品牌。

  采访期间,何翔拧开了一瓶爱维瓶装水,咕噜地喝了起来,他说:“这是好水,可现在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至今还没有拿到广东省名牌。”他后来得知,超市的货架上有销售的产品才能申请广东省名牌产品,“可是,上超市货架需要很大的回扣,还没销售一箱水企业就亏本一箱。”何翔无奈地说。

  如何更好地使桶装水企业加速发展呢?何翔给出了一些建议:“政府应该出台优惠政策,使有实力的企业尽快成为知名品牌,拓展市场;还要加大力度整治假牌冒牌的小型水厂,加大该行业的监督。”他还着重强调:“企业更应该注重水的质量,提高饮用水的安全。”

  案例二??

  露星水厂:塑造品牌之急

  上世纪80年代末,佛山顺德的露星饮料有限公司选址东莞长安,开始向虎门、长安等镇供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等饮用水,并先后获得广东省优质产品、食品新产品奖等奖项。

  5年前,露星公司搬迁至大岭山森林公园,在一块20亩的土地上建成了新水厂。该公司的客户群主要是虎门、沙田和厚街等,然而,随着露星销量上升,开始有无牌无证的小水厂假冒“露星”的产品,一度使“露星”的产品在市场上真假难辨。

  露星公司总经理赵毅林是高分子专业科班出身,于是他开始想:“能否在塑料桶上打上防假冒的标志呢?”

  2006年,赵毅林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遇到了水桶抗负压这个瓶颈。经过多次努力,3年后,他完成了一套防伪标志,即设置了5重一次性使用和防伪标志,其中任何一个组件被去掉或破坏就表明该饮用桶已使用过。

  沉浸在防伪标志研发成功的喜悦中没多久,外部市场的改变又为露星公司带来了麻烦。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工厂的倒闭潮和务工人员的撤离,露星公司桶装水的销量出现下滑。

  同时,露星公司也面临了招工难的问题,虽然为留住工人提高了工资,但是搬水工人还是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缺乏吃苦精神,搬上一个两个月,大部分都跑掉了。”

  赵毅林面对缺工束手无策,连连感叹“没办法”。他说,大岭山工厂20多名工人,每月会有二三人辞职,一年下来工人就重新换了一次。

  近一个月来的闷热天气,确实为露星带来了商机。露星公司的桶装水销量上升了2成,每天约销售出3000桶水,但是市民对桶装水的需求远不止如此。

  赵毅林解释,金融危机之后,公司的销量有所下降,因而工厂的生产规模有所下降。可是,由于天气原因,近一个月来,桶装水忽然上涨2成,这让工厂的人力、物力和生产跟不上节拍,常常出现断货的窘况。因此,有些需求即使想去满足也无能为力。

  他说,在目前的市场看来,桶装水市场竞争激烈,根本不敢提价,不然企业会失去市场。接下来,露星要保住销路,开拓市场,需要进一步塑造品牌。

  案例三??

  老水厂:谋求联营之路

  傍晚,黄江镇老水厂之一———东莞市黄江宝山泉饮水厂内一片忙碌的景象。尽管水厂近年一直在走下坡路,但总经理叶国兴并不甘心,他推出了新牌子,还四处奔走寻求联营之路。

  1997年,国企下岗工人叶国兴在深圳卖了2年桶装水之后,便回到老家创办了宝山泉饮水厂。叶国兴说,他这家水厂是黄江第一家桶装水厂,当时桶装水还属于“王谢堂前燕”。

  在叶国兴的记忆中,最好的时光属于2005年-2007年,每年至少卖60万桶水。但去年就降到40万桶了。叶国兴说,全东莞正规桶装水生产企业100多家,其中黄江就集结了12家。

  随着桶装水市场由蓝海变红海,跟其他中小水厂一样,叶国兴的生意也逐渐走下坡路。黄江的康湖酒店是叶国兴12年的合作伙伴,一开始给前者的供水价是每桶12元,后来一路跌价,10元、7元……再到现在的4元。叶国兴最后被逼下了狠心,他对康湖酒店的老朋友说:“少于4元,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康湖酒店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而从平均批发给水店的价格来看,宝山泉饮水厂已经由10年前的每桶6元下降到了2.5元,但成本却一路高涨。

  卖水厂,或许只是叶国兴的戏言。面对困局,他想着办法突围。

  上个月,叶国兴推出了一个叫做“灵汇”新牌子,试图以此开拓市场。他更大胆的想法是,寻求水厂抱团联营之路。

  叶国兴的水厂开足马力的话,一个小时可以产水600桶,如此计算一个月的产能高达40多万桶,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销量,产能空置高达90%。

  叶国兴说,产能空置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东莞100多桶装水厂除了少数几个大水厂之外,其余都处于亏本状态。这给联营创造了条件。他所称的联营,就是把几家水厂合成一家来生产。

  去年上半年,叶国兴已经做过尝试。当时,他和7个同行商议联营,第一步统一水价,每桶水批发价3.5元;第二步,整合水厂,把8个厂合并成一个厂,统一生产线;第三步,注册一个叫做“放心水”的新商标,打造新品牌,为消费者提供放心水。

  联营可以说是一种良性的退出机制,这种观念在行业内逐渐盛行,但操作难度很大,关键在建立一种良好的利益分配机制,叶国兴正在跟一些同行在商谈中。

沈拍卖4块土地 全部加价2元成交

  晨报讯(记者 刘艳玲)继上一次土地拍卖流拍后,沈阳土地拍卖市场又出现一次不够火热的拍卖。

  7月16日,沈阳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举行了今年第三场土地公开拍卖会,推出的四块土地全部成交,成交价格仅比起拍价高2元。

  拍卖会只有不到10个买家

  此次沈阳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共推出“沈北2010-008 101国道东侧-37”、“沈北2010-009 101国道东侧-38”、“沈北2010-040 沈北开发大道南侧-77”、“于洪区三环北下坎子一期地块”四块土地。

  按照土地规划用途来看,前两块为商业用地,后两块为居住、商业用地。而按照此前发布的拍卖公告,此次拍卖会有六块土地要拍卖。

  记者在拍卖会现场看到,整个拍卖会只吸引了不到10个买家到现场竞拍。

  按照拍卖师宣布的拍卖规则,当日四块土地的起拍价均是楼面价格的起拍价,加价幅度为2元/次。

  第一块拍卖的是“沈北2010-008 101国道东侧-37”,该地块是商业地块,起拍楼面价格为569元/平方米,经过一次加价后,拍卖师将竞价阶梯调整到1元/次,但仍无人举牌,最终以571元/平方米的价格成交。

  另外三个地块也仅加价一轮便成交,最终四个地块全部拍出,整个竞拍过程约30分钟。

  曾在网上关注拍卖地块信息的一位开发商说,这些地块的位置都比较偏,最终楼面价每平方米五六百元基本符合市场心理预期。

  开发商以自然人身份买地

  值得关注的是,继第一场拍卖会出现自然人束桂香拍地的现象后,此次拍卖会再度有一地块被自然人竞得。

  这次被自然人竞得的是拍卖会最后一个推出的地块“于洪区三环北下坎子一期地块”,地块规划面积约12.6万平方米,规划用途是居住、商业用地,起拍价为楼面价849元/平方米,加价一次后以851元/平方米的价格成交。

  记者了解到,这一地块的竞得者是沈阳本土一位从业多年的开发商邢玉民,其在沈阳开发过多个知名度很高的地产项目。

  既然本人就是开发商负责人,为何以自然人身份拿地?邢玉民表示,“有自己的想法”,并透露了想注册一家新公司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