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记者劫”：记者在劫难逃？
■编者按
这边厢，记者被打、被通缉；那边厢，记者被扣、被侮辱。
近来，各地陆续曝光公权力机关一系列粗暴甚至以刑事手段“对付”记者的事件。仅在今年7月底、8月初短短的11天内，就发生了5起。半个月后，关注伊春空难事件的4名记者被扣事件，更是引爆了舆论。
记者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弱势群体”，受到了公众的瞩目。更多的人甚至将此类事件升级为——媒体的“记者劫”。
审视近期发生的一系列“记者劫”事件，尽管事情的起因不尽相同，但最后几乎都以公权力的介入来表现，又以公权力的一句道歉不了了之。
强势介入，柔软道歉，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记者劫”可以说是公权力与媒体博弈的产物。
这其间的是非曲直，个案间或有不同的真相待解，但从总体上来看，公权力的介入受到诟病。在专家看来，背后无外乎“利益”二字。
这便使得直面“记者劫”不仅仅是媒体之事。我们的社会应见微知著、管中窥豹，直面此“劫”以及带来的影响。
记者连连遇“劫”
法治周末记者 温泉 法治周末实习生 张玮鸥
2010年8月28日上午9时许，黑龙江省伊春市殡仪馆门前，《华商晨报》记者王舜天正在警戒线外拍照，3名警察突然上前，将他的上臂反扣，按着他的脖子推上了警车。
与此同时，几米之外，两个警察正对《法制晚报》记者王南进行推搡，看到王舜天被抓上车，王南的心揪了起来。警车驶到王南身边时，他听到有人喊“把这个记者也抓起来”。随后，三四个警察冲下车，把他也塞进了警车。
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起当天发生的一切时，王南一脸的无辜和无奈。“我们还没采访，也没有冲警戒线，我们什么都没干，(警察)就拘人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相比王南的无奈，因一篇报道遭到山东省莱阳市警方“传讯”的千龙网记者阿良已是身心疲惫……
近来，各地陆续曝光公权力机关一系列粗暴甚至以刑事手段“对付”记者的事件。仅在今年7月底、8月初短短的11天内，就发生了4起。记者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弱势群体”，受到了公众的瞩目。
从个案监督被追捕，到公共事件介入被拘留，记者似乎随时都可能遇上这些“劫数”。尽管学界尚有不同声音，但更多的人将此类事件升级为媒体的“记者劫”，呼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对记者“秋后算账” 利益+滥用公权力
记者仇子明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用著名媒体人林楚方的话来说，年轻记者仇子明走完了其他国家名记者要花几十年才能走完的道路。
但这条路，不免让人唏嘘——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内幕，7月27日，他遭到了该公司所在地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的网上通缉。
因报道刊出后而被通缉、被追捕，仇子明并不是第一例，也注定不会是最后一例。
就在仇子明被通缉后不久，又一起“仇子明事件”几乎被如法炮制，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换成了千龙网记者阿良与莱阳市警方。
今年7月21日，千龙网发表了记者阿良和刘洪昌采写的《瀚霖生物：中国生物化工行业的又一大忽悠》，透过业内人士的分析和各种资料的佐证，披露了应用生物发酵法实现多种长链二元酸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中的诸多问题。
报道发出后，千龙网陆续收到莱阳市要求撤稿的函件。随后，莱阳市又专程派人到北京，以瀚霖生物系当地明星企业为由请求撤稿，但并未否认新闻的真实性，并承诺补充函件保证不向千龙网和记者追责。
基于对当地意见的尊重，千龙网做通记者工作后，很快撤稿。但莱阳市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莱阳警方专程派人对记者阿良、刘洪昌进行调查。
阿良在休年假期间，接到莱阳警方来电，要求其立即终止休假赶回北京接受询问，否则警方将千里追踪。因感到“屈辱和恐惧”，在咨询有关法律专家后，阿良关闭手机“潜伏”式地继续休假。
8月27日，结束“潜伏”式休假回到北京的阿良，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连称自己“已身心疲惫”，打算再申请事假，“我对自己的安全不放心，对某些地方的公权力不放心”。
接二连三发生的“阿良事件”，引来上海市记协副主席丁法章的惊呼：“我从事新闻工作将近半个世纪，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史无前例。”
通过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来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促使其解决，这是新闻舆论监督的本义。在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新闻法学界泰斗魏永征看来，面对新闻舆论监督，社会应持宽容和支持的态度。
“言论的是非，不能用国家暴力来处理。”魏永征向《法治周末》记者强调，“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使新闻报道中记者涉嫌诽谤、侵犯名誉等，处理也是‘去刑化’的。”
魏永征指出，在司法实践中，这主要涉及民事权益、公民权利的问题，如果报道不真实，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调整。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认为，在新闻报道领域，正常报道行为，即便有失实之处，也上不了刑法，这是国际惯例。
“公权力的介入要慎重，尤其在此类个案监督报道中。”业界人士一语道破其中关系，公权力介入的背后往往事关利益。当“社会机器中公权力跟私权利主体利益不正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所产生的直接的、必然的问题，就是公权力的滥用”。
控制信源掩盖真相 利益+官本位作祟
从伊春回到北京，王南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其实不愿意再提起那段“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经历，但同行、朋友的关心，让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脑海中回放那一段画面”。
其实，在采访突发事件或负面新闻时，刚一介入就受到阻挠，这几乎已成了记者们遭遇的“家常便饭”。
今年7月28日上午，原南京塑料四厂爆炸致多人伤亡。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正在进行的现场直播连线被某官员打断：“你是哪里的？哪个让你直播的？把电话给我……”
8月6日，新华社下属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和《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到吉林省桦甸市采访洪灾，被警方带到派出所，删除了采访设备里面的录音和照片。
同为媒体人，王南在圈里圈外也都注意到了这些新闻。更让他感到很无奈也很无辜的是，他们当时已配合警方的要求，退至警戒线之外，既没有采访，也没有冲警戒线，仅仅因为留在现场，就遭到了拘留。
面对王南们的无奈，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表示充分的理解。在他看来，公权力机关的行为可以解释为“信源控制”。
2009年5月29日，王克勤在湖北省巴东县采访“邓玉娇事件”时，也有类似的遭遇。从当日中午11时许至夜间11时许，王克勤及随行记者被巴东县警方“跟踪”近12个小时，其间被堵在山坡的单行车道上约5个小时。
之所以要进行“信息源控制”，展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是地方公权力要“控负”(控制负面新闻)；二是地方公权力的维稳思维，“他们认为控制不了的记者是破坏稳定的根源之一”。
相比事后追捕的“秋后算账”，王克勤认为，事前阻挠的“信源控制”是让记者“歇菜”的最直接的方法。不但把记者挡在实体的“警戒线”之外，更挡在了真相的“警戒线”之外。在信源全面被控制的现状下，调查深层真相几乎成为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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