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成都8月9日电（记者宋振远 杨三军 刘江）四川出了个文建明。这位47岁的乡镇党委书记，在营山县干部眼里是“治乱书记”，在当地群众眼里就是个“为民办事的好官”。
他在乡镇近30年的工作经历，折射了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曲折历程。农村社会矛盾有什么新变化？取消农业税后群众还有哪些诉求？干部应如何对待群众？又如何直面矛盾、化解难题？
对当前社会矛盾多元化的新态势，文建明有一个观点，你说群众“不听话”，你干的事肯定“不像话”。当干部要懂得其中的辩证法。当你真正“为人民服务”时，人民一定会拥护你。
我“热爱问题”，解决一个就少一个
问：人家叫你“治乱书记”“灭火队长”，你怎么看？
文：一些地方乱象多，根子在于民怨郁积。我每到一地任职，首先把干部和群众拢到一起，坐到一条板凳上，听民声，办实事，解民忧，化民怨。别人说我是“治乱书记”，其实我就是做了一个干部该干的事。
我被派到新店镇当书记时，那里一年多换了4任镇党委书记，其中一位干了俩月就要走人。有个鲜鱼村，见到干部小汽车来，村民就要泼大粪。我不信，上任首日就骑车进村摆“龙门阵”，一直到深夜。结果村民的坦诚让我流了泪。之后，我命令全体镇领导自带方便面进村开会：退钱、换人、查账。末了群众高呼共产党好。这说明什么？分明是干部自身出了问题，却把责任推到百姓身上。
问：你是靠群众上访发现问题，还是有什么制度创新？
文：我在城南镇探索建立了“寻问题解决机制”，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每月1日至5日，干部都要带上《寻问题解决表》进村入户找问题，不能当场解决的，要建整改台账。每月6日至10日，村(居)召开例会，解决台账所列问题。每月11日，镇上开会啃“骨头”，镇里解决不了的上报县里，不解决，不“销号”。
问：当前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多发趋势，有的干部对矛盾避之唯恐不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文：我“热爱问题”。你只有发现问题，才能化解矛盾。我有时甚至想“花钱买问题”。为了找问题，我处罚过村干部。有个村干部三个月找不来问题，我罚了他50元误工补助。
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导力量，当干部必须知道群众有啥问题要解决。什么叫问题？就是损害群众利益的、阻碍当地发展的不利因素。这符合水桶原理，寻出“短板”，才能多装水嘛。少数干部就是拎不清这个朴素的真理。
“九大问题”拦路，群众诉求待解
问：有人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没了“皇粮国税”，农村矛盾基本解决了，果真是这样吗？这些年农村矛盾有什么新变化？
文：从包产到户至上世纪90年代，农村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温饱和提升温饱水平。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农民负担上升为主要矛盾，加之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增收难也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后，“皇粮国税”免除了，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转向推进农村社保、缩小城乡差别、共享改革成果上来。显然，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不同，应当因时而治，及时化解。
问：这几年你发动干部走村串户“寻问题”，发现当前有哪些社会矛盾有待破解？
文：从寻出的众多矛盾中，我梳理出群众反映强烈的“九大问题”。
问题一，财务管理不清。镇、村干部每人手头都有一摞账，不少村级财务是“包包账”“坨坨账”，五四村甚至发生村干部携款14万元潜逃事件。
问题二，增收路子不畅。一些干部只知道招商引资“富财政”，上“马路项目”求政绩，不懂得尊重群众发展经济的自主权，也不会服务百姓增收致富。
问题三，干群关系不密切。少数干部当官做“老爷”，人民群众疾苦少人问，上访越来越多，干群越来越“铆”。
问题四，办事体制还不顺。“先到村，后到镇，漫山遍野找干部；不送酒，不送烟，十天别想盖上章。”办事难成为群众的心病。
问题五，政务村务不透明。决策不民主，内容不公开，一些干部习惯“以言代法”，挫伤了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问题六，干部管理不活。选与不选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好与不好一个样。
问题七，工作作风不实。坐在办公室，报告写出来，点上开了花，面上不结果。
问题八，工作运转不力。一些干部只会当“运动员”，不会当“裁判员”，看着工作很忙，但没为群众办什么事。
问题九，精神动力不强。一些地方多年开不了群众大会，干部精神空虚，正气不足，怎能让群众服气？曾有个镇领导竟因赌博欠“放水公司”70多万元而神秘失踪。
问：从这“九大问题”看，可以概括出农民群众的三大基本诉求，即政治上要求民主公开，经济上要求增收致富，社会上要求公平公正。
文：对头。有些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前就有，有些问题是因为政策长期不落实，有些问题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当然，出现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一些干部的自身原因。取消农业税后，上述问题亟待进一步破解。
“督查督办中心”－－“土板眼”加高科技
问：城南镇党委有个“督查督办中心”。听说第一份贴在“公示墙”上的督查通知，罚的就是你，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文：“督查督办中心”是城南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创新。那天我上班迟到10分钟，按规定被扣掉当天的绩效工资50元。改革要动真格的，干部才能全力为民服务。
问：行政体制改革搞了几轮，但群众“办事难”在一些地方就是解决不好。你是怎么推动这项改革的？
文：“土板眼”加高科技。怎么能实现“小政府、大服务”，我就用什么办法，一切从实际出发。
“人民政府”的岗位不是按干部需要设的，而应根据群众需要定岗。2004年7月，我让城南镇原有的70多名干部全部“起立”，只设21个集中管理岗位，实行公开报名，竞争上岗。
但机构重组，不等于干部觉悟就高了。我又想出些管理干部的“土法子”－－
针对少数干部爱赌，我自制“戒赌牌”，印上自编的《戒赌歌谣》，要求参赌人员像小学生那样，整天高声诵读，最终无人敢赌。
针对群众反映“办事难”，我就把公章全部集中到镇办事大厅。每逢镇上“1、4、7”场集，让各村干部到镇服务大厅“坐堂办公”，一条龙服务。
问：财务管理混乱，一直是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一个难题，你有什么治理“绝招”吗？
文：其实就是推行村财镇管、钱财分离。镇上成立统管结算中心和会计核算中心，电脑做账。这样，干部手里再也没有不明不白的账和不清不楚的钱。
问：有些地方也在搞“村账镇管”，为什么群众仍然不满意？
文：治理农村财务混乱，关键看干部有没有决心。我在“村财镇管”基础上，又加上了集中结算、公开透明，财务直接核算到部门、村居、社组和农户，干部没空子可钻。
即使群众不理解，也不能把百姓当“刁民”
问：我们听说，坐过两次牢、被判死缓的罗洪川，2006年4月出狱后，一度对社会绝望。你资助他，帮他就业，甚至协助找到了媳妇。这个曾经的“死缓犯”，如今在家是孝子，在外是抗洪模范，逢人便抱拳说：“看见文书记，老百姓怎会不拥护共产党！”罗洪川的转变，你认为说明了什么？
文：这反映了一个重大问题：干部应该如何对待群众。连罗洪川这样的“死缓犯”都能转变，还有什么样的人要视为“刁民”来对待呢？现在少数基层干部称上访群众为“刁民”，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即使有的群众对工作一时不理解，甚至有些毛病，也不能把群众推向“刁民”的对立面，那只能使矛盾更加激化。原因很简单，如果干部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群众自然也不会正眼瞧你。多年的经历告诉我：百姓在干部心中有多重，干部在百姓心中就有多重。
问：新时期农民群体发生了哪些新变化？这对干部提出什么新要求？
文：一是民主意识增强，政策水平提高。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自主能力强了。三是市场观念增强，思想更加解放。四是维权意识提高，利益诉求更多。这些都对干部转变工作方式提出新要求，谁糊弄群众，谁就容易出事。
问：拆迁补偿、征地纠纷、失地农民、务工讨薪、社会保障……矛盾的焦点是利益纷争和分配不公。你是怎么认识和化解这类矛盾的？
文：这些社会矛盾的出现有其客观性，但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些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和发展观。同时，民意缺乏出口，缺乏合理的诉求渠道，也是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的主因之一。在群体性事件面前，个别地方政府习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一些合理诉求无人理会，致使矛盾升级。
在城南镇，我根据发现的“九大问题”，创新分类解决机制，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下访寻民事，公开议民事，阳光办民事，民主评民事。这样群众可以质询干部，可以参与决策，可以监督落实。近几年，全镇8万人没发生一起集体越级上访。
问：听说上至国务院，下至营山县，你获得了几十项荣誉称号，你最看重哪个称号？
文：我最看重两个，一个是“十佳调解员”，一个是“优秀爱民书记”。为什么？当干部，执政为民，必须清楚“民为重”的分量。
多年来，我们通常用“鱼水关系”“公仆形象”来定位党群干群关系。既然老百姓是主人，干部是公仆，那就要时常问问主人有什么问题和困难。
问：你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为民办事和推动发展上，很少考虑自己和家事，不累吗？你的成功感来自哪里？
文：我近30年一直在乡镇工作，现在享受副县级待遇。我有些同学在国家和省机关，有的已是厅局级领导干部，我为他们高兴，但不羡慕他们。为什么？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快乐。我感觉，和群众在一起，对一个干部是幸福的。老百姓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