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爸是李刚”到“我叔是金国友”

　　■林大手（市民）

　　12月17日晚上，浙江永嘉县一辆起亚车和奥拓车相撞。交警去处理时，满身酒气的起亚车驾驶员金建兄纠集七八个人，围殴3位警员。围殴过程中，金建兄大声宣称：“我叔叔是金国友，跟老子作对的话非弄死你们不可！”（详见今日本报A22版）

　　与李刚的公安局副局长身份一样，金国友也曾是公安局副局长，只是去年已退居二线。跟没有证据证明李刚壮了儿子的胆一样，也没有证据证明金国友壮了侄子的胆，但金国友的侄子如此狂言，仍叫人看到“官二代”的骄横。对警察尚敢如此，对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从“我爸是李刚”到“我叔是金国友”，为什么前一个教训不被吸取，反而在舆论的声讨和民众的讽刺中仍旧重演呢？这是因为，尽管遭到批判和讽刺，但“我爸是李刚”的刚强并未受挫；相反，在媒体声音奇怪的戛然而止中，人们获知的是“李刚门”受害人律师遭到黑社会围攻和受害人被迫接受和解这样让人无力、无奈、无语的现实。

　　于是，“我爸是李刚”在不同的人嘴里就有不同的含义：一个是个别“官二代”的骄横，一个是民众对权力的讽刺。但讽刺只在舆论层面取得了胜利——其实只是共鸣而已，是人们对权力阶层骄横认识的共鸣。民众除了口舌之快，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胜利——“李刚门”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公众不得而知。面对民众的批判，权力的骄横胜似闲庭信步。既然批判斗不过骄横，于是，“我叔是金国友”的骄横就很自然地出现了。而同时从网络上蔓延开来的“拼爹游戏”，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国家重视的现象。

　　“我爸是李刚”为什么会红？除了这句话本身的骄横外，还引发了民众的群体认同感。正是社会和民众对权力阶层骄横的心理认知，才会积极地、疯狂地传播“我爸是李刚”。人们企图用这种无利益关系的介入和传播，改变权力阶层骄横的本性，促使权力阶层的自律，期待更高权力阶层的约束。但很遗憾，这种介入和传播并没有改变什么。

　　事实上，我们对民主、法制、文明的追求，我觉得还停留在杀鸡骇猴的地步，可现实中，连基本的杀鸡骇猴都不曾做到。可以想象，有了“我爸是李刚”，民众对“我叔是金国友”的介入和传播，将大不如前者。这不仅是因为事件本身的刺激功效弱，也是传播学中“审美疲劳”固有的现象。“我爸是李刚”没有教训，“我叔是金国友”更不会有。一旦我们接二连三地失去杀鸡骇猴的机会，权力阶层的骄横也会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也许早就传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