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幸福
导读
怎样捕捉并量化变幻多端的幸福？
国内许多机构每年都会进行一些有关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权威？运用不同幸福体系产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瞭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自2007年起，今年已经是第四届，所沿用的评价体系一直在根据国情进行调整，今年做出的最大调整是把调整和研究的重点放在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上。
研究采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学评估体系”。他说：“富裕之后，中国人的主观满意度就凸显出来，大部分支出是为了主观感受，怎样让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
奚恺元是最早系统地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倡导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学者。
幸福脆弱吗
城市化要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有利润500万、1000万，随你先拿。”
陈孟云说这话的时候，每天赚32元8角；一个月前，刚加了工钱，现在他每天赚55元1角7分。
他为这个承诺的背书是一本书：《中国幸福学》。“诚邀本书的合作出版者，本人仅提供书稿。”陈孟云说。
最高学历高中的陈孟云怀有幸福全人类的宏志，每天花三元钱上网费在论坛上广发英雄帖“中国幸福学---期盼中国哲学界来拷问”、“21世纪世界大哲学已诞生---中国幸福学”、“中国诺贝尔之星---中国幸福学研究”。
回音寥寥。
而他挑战的目标，只等值于上海内环内的一套普通公寓房。
陈孟云有点像企图踩住幸福影子的堂吉诃德。
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
对幸福的探究源于一次不幸福。
2003年，陈孟云39岁，他下岗了。止步于“不惑”前，他遇到了大惑。“我就开始琢磨，谁拿走了我的幸福。”
一开始是只言片语发表在论坛上，积多了，后来连缀起来，遂成书，又几易其稿。
陈孟云坚信自己是“中国幸福学之父”，其理论核心是：人类的和谐幸福是无产阶级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这位胸怀全球的思考者，每天的现实烦恼是合上大部头，去翻账本，皱着眉头核数目字。陈孟云现在是河南焦作焦煤集团的一名临时工，无证无编制，在后勤搞核算。他仅存的自尊是“井上工”的身份，不用下井挖煤，还有点儿知识分子的体面。
可在知识分子圈里，他又不被待见。最近陈孟云买了两本书，《西方哲学史》、《哲学野史》，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很多大学问家都曾被称为疯子、傻子，孔子也是死了两百多年后才开始被接受。”
社会擅长于宏大叙事，做大做强的冲动像高铁车轮，让个人闲愁和小欲望随风而逝。焦煤划归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来年要冲击世界500强。
“工钱比其他好多矿还是低。”即将身为国际大企业的员工，陈孟云没有那么多“在船上”的自豪感。他字斟句酌于“工钱”，而不是“工资”，因为哪天不干活，哪天就没钱。
陈孟云赚来的钱还要养活父母，“跟父母住一起，这样可以使他们感觉到幸福。”
对幸福学研究了7年，相当于读了一个本科和一个硕士的时间，陈孟云觉得还是没法指导自己去把握幸福。
“满分100，你给自己的幸福打多少分？”
“30。”
“为何？”
“没钱消费，精神文化活动更不敢碰。上班、下班，然后上班、下班⋯⋯”陈孟云说，“我想参加一些竞技类的文体活动，比如篮球比赛。体育不应精英化，而应该市民化。”陈孟云是退伍军人。
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陈孟云用减小分母的办法来使自己的幸福增值。“不能改变环境，就去改变自己。这是我们这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幸福观。”
陈孟云生于1964年，见证这些年来社会、国家的巨变：1966~1976年“文革”，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全面开放与发展提速。
“人的终极追求应是幸福，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陈孟云认为。
“中间态”下的脆弱幸福
生活在三线城市焦作的陈孟云不敢停歇，每休一天，记账本的进项为零，支出却不能断。
一线城市亦居不易。《蜗居》中海萍的一段台词让一些人觉得是在说自己：“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6000，吃穿用2500，冉冉上幼儿园1500，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近日，人民网进行了一次“逃离北上广”的调查，34%的人表示一线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2%的人表示生活平淡；58%的人表示很担忧。
伴随一线城市的压力，二线城市一度被看好：城市规模适中、经济适度发达、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当，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海景御花园小区曾是大连昂贵的海景别墅区之一，但1996年建造的60座独栋别墅与数栋公寓，在生存了短短的14年后就面临拆除的尴尬，买得起别墅的幸福却遭遇规划不良导致短命别墅的“杯具”。
郑州美景天城小区的孩子6年来一直面临上学难的困境，新区的建校速度总是赶不上城市的扩展速度。
修路、建房、搭桥，目前武汉三镇有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地，基础建设高峰期与私家车数量激增高峰期双峰相遇，江城进入“史上最堵时期”，空气质量也让市民相当担忧。
二线城市越来越向一线看齐，城市病也接踵而至，但城市又不能不发展，这种中间态下的幸福显得有些脆弱---本已握在手中，却容易被冲淡或打破。
“二线城市”是城市中的中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脆弱。他们暴富没有快进键、工作没有暂停键、晋升没有快捷键，永远都是老板的播放键，阶层地位没有锁定键。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甚至一场重病，都会将其积累格式化，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作为被某种社会情绪仇视的阶层，富豪的安全感更复杂一些。杭州萧山的一名“富二代”，身价20亿，他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被外国公司收购，给我折现，我就无忧无虑去过日子。”他已拿到了三个“身份”：澳洲、马耳他和香港。
“幸福了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富人抱怨，穷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
幸福感为何没有与收入同步提升
各阶层的对视是对自身幸福度的检视。
影响幸福指数升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富差距。2005年，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报告显示，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四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社会问题之首。
以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为例，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增至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全世界有完整统计数据的150多个国家里，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十个，中国属于其中之一。
“相对收入理论”和“社会比较效应”能解释为什么收入的提升并未使幸福感同步提高。该理论认为，人们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物品所产生的幸福感，取决于与其他人所拥有物品相比较而得到的满足感或失落感。马克思说过：“一个房子不管是大还是小，只要周围的房子差不多，每一个房子的居住者都会感到很满意。但是，如果在小房子旁边盖起了一座宫殿，那么它就会立即显得破落不堪。”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群体较为简单，整个社会只存在工农兵学商加上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这样的社会结构特点是不同群体间界分鲜明、稳定性高，而同一群体内部则分化度较低，同质性高。
今天，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阶层分化和相互之间的攀比，使人产生内心的不平衡，竞争加剧也让人产生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变得更多，甚至有人产生仇富心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俊秀说。
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用付出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收获财产带来的收益，且前者增长的速度不及后者。
“让一个从不摘苹果的人拥有吃不完的苹果，多数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悲剧。”陈孟云说，“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东亚快乐鸿沟”
“收入—幸福”悖论是个普世难题。
相关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
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46年到1991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从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国民平均幸福水平反而略降。
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则考察了后发国家的情况。他在《东亚幸福鸿沟》一文中指出，东亚地区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且拥有较高的增长率，人们应该感觉到更幸福才对，事实恰恰相反，出现了“东亚快乐鸿沟”。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当达到一定水平，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
国内的数据也显示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为9.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2005、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而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长期致力于幸福学研究。他表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但是人们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才能带来幸福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将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语境下分析，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说：“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
但是，30多年来的造城运动，一个“快”字挑战了幸福，一个“大”字挑战了幸福。
2009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6%，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将城市幸福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思考，“参照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我相信人是健康的，是真正科学、人文的，我对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和幸福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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