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24期7版 “ 历史学 ”文章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快就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殖民者为了严密地控制东北人民的思想意识，利用多种渠道和途径向东北人民灌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广播、电影、新闻、出版、会社、教育、宗教乃至文化设施都成为他们殖民宣传的工具。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宣传从意识形态入手，攻心为上，强行进行灌输和控制，强迫东北人民对日本的政治、民族与思想文化的认同。
在日本殖民宣传的众多手段中，广播成为日伪最为重要的宣传手段之一。日伪之所以非常重视无线电广播的宣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无线电广播当时是人们最常见的“耳闻”的娱乐形式之一。无线电广播不仅具有传播快捷、通俗易懂的优点，能够快速地深入到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男女老幼皆能收听，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日本人深知这种宣传形式的重要，他们宣称“满洲放送事业，给慰安、报道、教养固有使命中，更富有宣扬王道，促进协和之特殊使命”。二是对抗中国国民政府的广播与反共宣传的需要。日军占领东北后，中国国民政府也实施了对东北的广播宣传，向东北人民传递政府的声音和关内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另外，东北抗日联军是日本维护殖民地统治的最大障碍，所以日本关东军竭尽全力“围剿”抗联部队，每一次“围剿”之后，都会利用广播宣布所谓的“战绩”，以便在心理上瓦解东北人民的反抗意识。凡此种种，广播在日伪的操控下便肩负了特殊的殖民使命，成为了日本控制和诱导东北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的首要殖民宣传工具。
日本殖民东北时期负责宣传的最高机构是伪满总务厅弘报处。弘报处管控所有的宣传机器，而具体负责无线电广播的技术部门是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洲电电”，日方出资1亿元，伪满出资6000 万合组)。满洲电电垄断了东北的电报电话业务，也垄断了东北的广播事业。东北全境共有4座“中央”放送局，即新京(长春)、奉天、大连、哈尔滨。除“中央”放送局之外，各地还有次级放送局，这样就形成了“以长春为中心的四向发射的广播网”。比如吉林省境内就有4座放送局——新京、吉林、延吉“间岛”、通化放送局，其他省份也是如此，东北共有放送局21座。日伪为扩大传播范围，不断提高发射功率和频率。1933年4月，新京放送局开始播音的时候，发射功率只有1千瓦，频率570赫兹，波长529米。为了扩大对东北境内的殖民宣传和对抗中国国民政府的广播，1934年11月，新京放送局的发射功率提高到 100千瓦，频率180千赫，波长1666米，形成了一座长波广播电台。1936年11月，新京放送局又增加了一台10千瓦的中波发射机，频率560赫兹，波长536米。从此，新京放送局开始播发两套广播节目，大大增强了放送能力。
新京是伪满的“首都”，放送能力和宣传能力不断增强，在地方也是如此。如哈尔滨作为特别市，其放送和宣传也紧随其后。1938年，伪哈尔滨市协和会本部决定在哈尔滨市街头建设5座无线电发射塔，其目的就是“使五十万民众，于此非常时局下，认识事变第七年之长期战，巩固枪后(占领满洲以后——作者注)动员起见，特由放送局逐次放送时局讲演，促进国民思想向上运动”。电塔建设由哈尔滨市政府出资建设，5座电塔足以覆盖哈尔滨市的各个角落和周边地区。
从广播节目的内容看，日本人把它分为三类，即报道放送、教养放送和慰安放送。报道放送，即包括一切报道性质的广播，如新闻报道、经济行情、各地实况等；教养放送，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广播，如各种讲演、学校放送、儿童时间等；慰安放送，是指一切文娱节目，如京剧、梆子、合唱、相声、音乐等。广播节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时局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1939年8月3日起，日伪为“促进国民认识新情势”，决定“中央”放送局及各地放送局“增设政策放送时间与国民放送时间”，以期“远在千万里以外之满洲僻地乡民，设有无线电收音机者，均可随时随地领略一切国家所行之政策也”。无论是哪一类节目，都遵循日伪的“国策”进行。新闻报道和一些讲演都必须遵循这项原则，即使文娱节目中，同样要夹杂“日满协和”、“王道政治”、“大东亚共荣圈”以及“献纳”、“粮谷出荷”等思想内容。每逢日军占领一地，或某日军高级将领战死，或者他们的特别节日，都要增加“特辑节目”，以宣传日本的“武运长久”、“大和魂”或“武士道”精神。如1939年7月7 日，是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两周年的日子，他们称之为“中国事变两周年纪念日”。为此，“中央”放送局为“纪念此历史意义佳辰”，“特编成兴亚纪念豪华节目” 进行放送。其具体安排如下：“当日午后七时三十分起，首由东京转播赖毋木市长之致辞，及管玄乐。八时起，为北京余市长之致辞。并由名伶马连良清唱借东风及甘露寺二出。八时二十分，由张家口转播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将军讲演，及蒙古音乐。八时四十分，由南京担当。维新政府宣传局长孔宪铿氏之致辞及讲演。九时二十分，则为新京担当之时间。系由协和会首都本部长于静远氏致辞。并有大塚淳氏指挥之交响团之管玄乐云。”从节目的安排来看，这套“豪华节目”覆盖了日本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从南到北，从东至西，远远超出了东北范围。
日伪为了保证广播的“有效性”和接收终端的普及，满洲电电普及课负责收音机的销售，他们积极进行推销。截至1939年5月15日，满洲电电统计各地出售情况是“全满听户，已达十五万六千二百余户，是以预期于本年末，可突破二十万户”，各省销售收音机最好者，为奉天省，该省“至五月上旬，更一跃而突破五万，其增加率为全满之冠”。他们不仅积极推销收音机，而且利用伪满各级政府经常检查收音机的使用情况，即使是学校也是如此。1935年10月，伪满文教部向各省教育厅发出饬令“调查各学校收音机状况”。饬令云：“无线电收音机，为适应新潮流文化设施，不特可使民众得到正当之消遣娱乐之用，并关于国民精神之感化，亦殊非浅鲜。”因此，要求各地文化机关和学校调查收音机的设置状况， “以资促进教育使其发挥效能”。广播已经成为日伪进行殖民教育和宣传的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灌输到每一个人，包括学生。
日本的殖民宣传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他们有机构、有政策、有组织、有法律法规；他们宣传广泛，手段多元且多变，广播只是其中之一。由于日本竭力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宣传，造成了东北地区中华文化的停滞和落后，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特别是青少年。因为日本殖民东北14年，整整一代人，以至于使当时的青少年只知道自己是“满洲人”，而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给东北人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曲广华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社会与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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