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发现3000具抗日将士遗骨》后续
昨天10：46，董先生来电：今天快报A02版《宜昌发现3000具抗日将士遗骨》，说湖北宜昌市发现一个山坡上埋有大量人体遗骨，专家考察大多是抗战时期国民党75军的阵亡将士。
我知道这支部队跟浙江有特殊关系，当时国民党75军军长是浙江嵊县人，所以部队里大多数是浙江人，蒋介石比较喜欢自己人，很信任这支浙江部队。我的两个亲戚也在这支部队，其中一个今年97岁，住在临安，他当时是步兵排长。
见习记者陈锴凯核实报道：董先生亲戚名叫王祖永，1913年出生，97岁，王老先生祖籍浙江嵊县，22岁参军，当时所在的部队就是75军第6师，他是卫生兵，曾代理排长。
昨天下午，在董先生带领下，我们在临安横溪钱皇铺村村口见到了王老——穿件灰色短袖背心，左手蒲扇，右手拐杖，正在村口乘凉，身子骨看上去蛮硬朗。
75军军长周碞
安排王祖永当了卫生兵
王老有3个儿子、4个女儿，现住在钱皇铺村大儿子家，四世同堂。
王老的孙子说，爷爷年轻时，讲过抗日战争的事：我爷爷的岳父董专熙当年是北伐军一个营长，担任北伐军团长的是周碞(yán，古同岩)。
周碞是嵊县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爷爷去当兵，作为董的女婿和老乡，被引荐认识了周碞。周碞当时已经是75军的军长，兼第6师师长。
因为这层关系，周碞没安排我爷爷直接扛枪打仗，而是让他当了一名卫生兵，当年爷爷的部队主要活动在四川、贵州、湖北等地，参加过很著名的枣(阳)宜(昌)会战。抗战胜利后，也因为周碞的关系，爷爷被调到南京直属的某材料科当文书。1946年回到临安，务农。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史上一次著名战役，也是一次悲壮的防御战。
1940年春，日军为解除威胁，确保武汉，控制长江交通，打通入川通道，于4月中旬，调集7个师团，6个旅团，近20万兵力，向湖北的枣阳、宜昌一线发动猛攻，企图全歼国民党第5战区主力。
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的兵力参加作战。当时周碞率领的第75军参与了这次会战。
激战历时两个月，最终的结果是宜昌沦陷。这次会战留给当时人们最大的震撼是，时任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张自忠的阵亡。这也是中国抗战时期牺牲在疆场上的唯一一位集团军总司令。
我们想请王老回忆当年参加枣宜会战的一些细节，可惜老人家年事已高，加上时间过去太久，具体情况，老人已记不起来了。
第6师有很多嵊县、新昌等地的绍兴人
不过有一点，王老记得很清楚。
“当年第75军到浙江来征兵，所以部队里浙江籍士兵非常多。我在第6师，就有很多嵊县、新昌等地方的绍兴人。75军主要有三个师，最著名的是第13师和第6师，第13师擅长攻击，第6师擅长防守。
“还有一个预备第4师(简称第4师)，属于后备军队，主要是后援作用。当年条件艰苦，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我们用的都是79步枪，车辆也少。当年我们第6师就在湖北和四川交界一带，负责防守。那里有座山叫青山，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壁，中间是一条小河，地理位置很好，日本人来来回回多次想突破防线，进入四川，一直没有得逞。”
抗战时期，第75军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湖北湖南四川一带，为什么大老远跑到浙江来征兵？
这跟蒋介石及第75军的出身有关。
第75军的前身是北洋军阀孙传芳所属“五省联军”的浙军第2师。北伐战争时，浙军第2师投奔北伐军，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师。
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所以在北伐中投效北伐军的原浙江部队，都受到蒋介石的青睐。
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整编，第6师迅速扩编成第75军，第一任军长便是浙江嵊县人周碞。
1941年3月，周碞升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施北衡继任75军军长，施北衡是浙江缙云人。1942年10月，施北衡升任第26集团军副总司令，柳际明继任军长，柳际明也是浙江人，临海的。
既然历任长官都是浙江人，而且最早的士兵也都是浙江人，所以75军后来到浙江征兵也就不奇怪了。
抗战时第75军
打过很多硬仗
从现有文史资料看，当年这支浙江子弟众多的抗日部队，几乎参加了抗战时期所有的重大战役。
1937年8月到10月，上海，参加淞沪会战。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6个旅共30余万人，最后死伤7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共60余万人，伤亡15万余人。
1938年3月，山东，参加台儿庄战役。台儿庄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
1938年6月至10月，参加武汉会战。这次会战，中国军队毙伤日寇4万人，还有近10万日寇因战斗、气候、疾病等原因暂时丧失作战能力，极大地消耗了日寇的有生力量。
1939年5月，湖北，参加随(县)枣(阳)会战。1939年5月1日至20日，武汉会战之后，日寇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省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
日军对中国军队使用毒气，中国官兵缺少防护设备，损失惨重，曾一度处于被动局面，后经全体将士浴血奋战，最终彻底击败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企图，并使之付出惨重代价。日军死伤1.3万余人，遗尸5000余具，达到了牵制消耗日军目的。
1940年5月、6月，湖北，参加枣宜会战。
1941年9月，湖南，参加长沙会战。1941年9月至10月1日，日军集结5个师，30余艘军舰，100余架飞机，共12万余兵力。中国军队则出动了第3、5、6、9战区，共33个师的兵力。这次会战历时33天，日军伤亡4.8万余人，被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攻占长沙计划宣告破产。
1943年5月至6月，湖北，参加鄂西会战。日寇沿长江向上游进攻，国民党第18军坚守石牌要塞，第75军等其他部队夹击日寇，歼灭敌军4000人，彻底粉碎了日军入川的计划。
1943年11月，湖南，参加常德会战。常德会战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后来有人回忆说，“常德城内不论白天还是晚上，街道上见不到百姓，只有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的军用电话线”。日军战后也以“凄绝”来形容这场战役。国民党军队共计损失6万余人，日军损失也达万人。
75军在宜昌的一次战斗
见习记者 陈锴凯
198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选编的《文史资料》，收录了张泉所著的《抗战时期鄂西战地采访散记》，其中讲到发生在宜昌的一次小战斗：
一九四四年秋，日军发动了湘桂攻势，衡阳的保卫战正处于激烈阶段，我宜昌前线部队，为策应湘桂作战，以牵制敌人不能向湘南转运兵力，我军向宜昌之敌，作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攻击。我同重庆扫荡报战地特派员张建心和中央社摄影记者蔡述文，到战地前沿作了一次采访。
一天，我们在秭归县城附近九龙滩上的一所房子里，得到第二十六集团军总部的通知；前方我军正有所行动，要我们马上到前线去观战。我们接到通知立即出发，首先到了驻在香溪的二十六集团军总部。总司令周碞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们总部已奉命令，在近期之内，要对我正面宜昌之敌，发动攻击，要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我们在香溪停留了一天，即出发到前线……到了雾渡河，前方派了马把我们接到军指挥所。我们骑马在山地穿行中，敌人不时发射稀疏的炮弹，在我们远近爆炸，这是敌人扰乱性的点面射击，谁也不去理会它。
这里的道路都加以破坏，凡是溪沟山涧均一律架设简易的活动桥梁，只能通过行人骡马，一遇敌情即行拆除，以阻止敌人车辆炮兵运行，这就是所谓的“山地阻塞战”。“阻塞战术”的发明人是七十五军军长柳际明。
担任这次攻击的主攻部队，是七十五军预四师，攻击的目标是宜昌西面的小溪塔。发起攻击的头天下午，我空军派了六架飞机飞临上空，我方地面指示目标，飞机在敌人占领的山头上投下数枚炸弹，自敌上空绕了一圈后即行飞去。
翌日拂晓前，我们爬上指挥所的一座小山头。这次战斗由柳际明军长直接指挥，他告诉我们，前面就要开始攻击。
顷刻间，炮兵集中射击，轰隆隆的炮弹爆炸声从敌阵中传来，接着步机枪声响成一片，约半个小时后，前面担任攻击的团长，用电话告捷说，我步兵正攻占了某某高地。
大家正为此初战告捷高兴时，只见敌军两侧高地上的探照灯和照明弹把阵地照得通明，敌炮向我攻占的山头猛烈轰击，我步兵完全暴露在阵地面上，敌军均隐蔽在坚固的工事中。在密集的炮火中我军遭到重大伤亡，虽然柳军长在电话中一再命令冲上去的部队要坚持，但终因摧毁不了敌人的坚固工事，只得退了下来。
敌人为了固守宜昌在小溪塔一带山地构筑了坚固工事，碉堡群之间连接有掩盖的交通壕， 山坳里开凿了一些洞穴，阵地前设置了数道鹿岩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我攻击部队不易接近，即使攻上去了，敌人躲进山洞，指挥炮兵射击，也无法立足。本来这次局部进攻仅是策应性地牵制敌人，所以后来除派出小部队进行零星战斗外，没有采取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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