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三界
敬畏自然,然后再从整体和长久的角度来顺从自然、利用自然,重大公共决策才不至于草率。
舟曲泥石流灾害刚过,就有消息称,当地政府已将灾后重建提上了日程——“政府要着手原址重建舟曲县城”。不过 ,事后不久甘南州宣传委又出面澄清,“政府并未宣布启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后重建工作。”
县政府的冒然言论,代表了基层领导对灾难后美好生活的积极乐观;而州政府的辟谣,也代表了更高决策层对灾后重 建工作的谨慎和高瞻远瞩。因为,灾难的隐患还没有排除,鲁莽的重建则意味着面临再次被破坏的风险。正如汶川大地震后重 建起美丽家园的映秀镇,在最近的泥石流面前再一次难脱洗劫厄运。
面对自然灾害,人类苍白而渺小。自然发生的灾难很难预测,人力又不能阻止;尽管如此,人们却并非只能坐以待毙 ,束手无策。
比如,美国和日本为减少地震带来的损害,对于地震高发地带往往采取加筑房屋质量、提高抗震能力的方式,如果能 像国外一样,汶川地震的损害或许会小一些。而对于类似舟曲的泥石流灾害,如果能在灾难发生之前,对生态保护多加关注, 对于泥石流的隐患早做排除,或许灾难就不会如此猖狂地涂炭生灵。
其实,决策者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应对自然灾难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资源配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规划方面。
多年前,上海曾经耗资百亿元建造的机场磁悬浮,在成本还没收回的情况下,就要被新的地铁线路所取代。而“沪杭 高铁投资数百亿,只为节省10分钟”的争论,更是值得人们深思。
和舟曲县政府某些领导一样,相关决策者有没有考虑到速度的成本,如此大手笔追求“速度”,所得的回报到底是什 么?决策之前有没有进行可靠的测算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论证?为何在国内,大型项目的上马如此“高效率”,难道真是我们 的经济制度——市场和计划结合得更为完满?
不过,反观某些发达国家,他们的决策则显得更为“保守”,其中,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往往“命运多舛 ”。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一批物理学家力主的超导超级对撞机赢得了美国国会82亿美元的项目经费,并在德克萨斯 州选址隆重开建。对于美国来说,这标志着和在登月一样的又一个辉煌工程——深入粒子之微处探寻宇宙奥秘。
但建造的过程也是争论的过程。开建2年之后,美国国会的反对者战胜了支持者,并将20多亿美元打了水漂。如今 ,荒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无人地带的厂房,地底下还没填补起来的“最昂贵的大洞”,还在诉说一个未完成的野心。然而, 美国的魄力就在于能够将“上了马”的项目“下马”,原因就在于该项目不能带来“它所应有的回报”,也就是不能惠泽大众 。
再回头看看国内鲜为人知的案例。据可靠消息称,虽然经过了尖端技术?——比如特殊减震降噪技术的处理——但是 ,穿过北京大学东门的地铁4号线,仍旧影响学校大批精密仪器的使用,搬迁和重建所造成的损失不下10亿元。而如果在当 时规划时,能够使地铁绕道北京大学西门,损失就可以避免。
由此看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任何大型项目的决策,都应该经过长期的论证,且慎之又慎。而如果一旦发现问题, 要及时解决,及时纠正错误。此外,决策者再不可盲目信赖“现代技术”,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难题,只要人力物力财力足 够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了。
灾后重建如此,盲目追求高速度如此,而处理地铁震动噪音的技术更是如此。技术仅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手段, 但无论手段怎么高明,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必须承认自己的能力所限,必须敬畏自然,也必须从整体和长久的角度来顺从自然 、利用自然。
总之,凡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切不可失之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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