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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 葛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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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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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强化再分配成效更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 葛延风
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缓解初次分配领域的矛盾，是基础，但面临很多挑战。对中国目前来讲，完善收入再分配可能更有价值。
相比之下，强化收入再分配可以更快地取得成效，理由如下：一是收入再分配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动员能力，这方面中国有独特优势；二是在政策方面，有相对更加成熟的国际经验可借鉴；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国家财政能力大幅度增长，为完善收入再分配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
从我国这些年的发展实践来看，应该说在收入再分配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援助性再分配全面推进，比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全覆盖；保险性再分配稳步发展，迄今为止已经建立了针对几乎所有类型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其他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也全面推开，比如义务教育走向免费，公共卫生领域越来越多项目免费向老百姓提供。
基于上述努力，各领域的民生都在大幅度改善，但是，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是对高收入调节力度明显不足，到现在所得税仍然以工薪阶层为主，遗产税等税种空缺。二是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水平总体上还是偏低的。三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种公共服务的制度不统一，保障水平差距过大。四是一些公共投入更多的是中高收入群体受益了，低收入群体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下一步，完善收入再分配，既要完善宏观体制改革，也要注重微观的制度建设。从宏观层面看，需要进一步调整税收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多投向民生；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地区差距等。从微观层面看，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降低个人自付比例；完善定价机制，让公共投入真正转化为公众的福利；完善对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避免利益目标冲突等。
此外，还要鼓励社会力量，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对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形成补充。
突破口为提高劳动收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带来许多负面社会效应。比如，老百姓幸福感下降，不同群体间矛盾凸显，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对社会阶层固化的担忧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和谐社会的隐患，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采取不同方式，例如扩大保障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支出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来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可以说是在跟时间赛跑。如果改革成功，中国不但会进入更均衡的增长轨道，而且能够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如果不成功，则将面临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危机。
改革千头万绪，从哪里入手呢？我认为，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突破口就是调整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转型时，廉价劳动力就会成为中国的劣势。
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在任何国家，资方没有动力主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只要有利润，资方也缺乏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提高劳动者工资，将促成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对冲人力成本。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扮演好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就可以迅速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当然，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突破口之一，还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
制度要保障机会均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中国如果要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且保持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水平的话，就需要这么做：增加国民财富直接分配给家庭的比例，促使公民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提高社会经济的流动性。对中国来说，若社会流动有太多限制的话，会带来人力资源的浪费并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相关机制建设。
首先谈谈税制。我认为，财产税需要进一步改革。它不光可以改善收入的分配，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稳定性。
其次，政府还要加大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全世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制度。因为如果机会不均等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社会成本。首先会导致劳动力的效率降低，其次也会影响社会的凝聚力。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弟享有的资源相对不足。
第三，尽最大可能提供就业，力争实现充分就业。失业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
第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否则当市场失灵出现并传播开时，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
中国现在应当在自身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且从其他国家一些错误中汲取教训，来设计更好的改革方案。在未来，中国政府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 朱剑红 姜赟 陆娅楠 刘先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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