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

　　近日，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肯定了“大义灭亲”的行为应予以充分肯定和积极鼓励，在量刑时，一般应当考虑犯罪嫌疑人亲友的意愿，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

　　（12月29日《新京报》）

　　“大义”灭犯罪却不灭亲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甫一公布，立刻引发社会争议。有人认为，此举与“亲亲相隐”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但笔者认为，疑犯被“大义灭亲”不算自首，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的提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司法探索，也是一个“一招多赢”的制度设计。

　　首先，肯定和积极鼓励“大义灭亲”既是对社会与积极行为的一种鼓励，更是一种相对积极的补充和完善；其次，犯罪是人类社会故有的社会问题，预防和减少犯罪，是全社会成员需要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法律只是解决这一社会顽疾的手段之一，不是全部手段。疑犯被“大义灭亲”不算自首，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的提出，实际上是动员全社会共同预防犯罪的一种方法，是对专门执法机关打击犯罪的必要补充；最后，从辩护律师的角度看，疑犯被“大义灭亲”不算自首，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有关规定酌情处理的确立，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多了一个渠道，也多了一种可能。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嫌疑人早晚会被抓获，如果亲友不“大义灭亲”，犯罪嫌疑人或可能被判处重刑；反之，则可能得以轻判。从动机上来说，我们每个社会公民都有举报犯罪行为的义务。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孤立的法律手段或者道德手段都难以较好地调控社会。因此，法治社会绝不能过度强调“亲亲相隐”。其实，即使是古代的亲亲相隐，也只能局限于一些轻罪。如果笼统地将个人价值倒置于社会价值之上，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意识领域的怪圈，从而使法律的公正性泯灭，更有甚者将会导致法律价值的异化。所以，笔者以为最高法将“大义灭亲”纳入亲属的立功范畴，属于更人性的“鼓励揭发”，不但使刑事司法更严谨、更科学、更理性，而且也有利于国家和公民个人，值得肯定与提倡。

　　灭亲之人有何“大义”可言

　　天下没有比鼓励“大义灭亲”更荒唐的事了。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都可以出卖，连血肉之亲都可以“灭”，那还有谁值得他怜恤和保护？还有谁人不可以被“灭”？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连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亲人都不能相信，那他还能指望谁，依靠谁？一旦失掉最后的指望和依靠，还有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不敢干？如此，人与人之间除了冷冰冰的法律关系，除了出卖、告密与反出卖、反告密的关系，还有什么温暖、亲情、天理人伦可言？这样的社会，难道不万分可怕吗？

　　在笔者看来，所谓“大义灭亲”，不仅没有“大义”，连“小义”也没有，其实就是一种急于撇清自我、推卸责任，一种极其自私意识所驱动下的断绝人伦之举，非但不能受到鼓励，还应该受到主流思想的压制，起码不该被国家公器所提倡。

　　一个人作恶犯罪，那只是他个人的事。破案有警察，判决有法律。他的亲人作为普通公民，只能以亲情为重而不能主动告密和出卖。因为亲情是维系家庭，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后一条纽带，一旦断裂，就没有什么可以弥补，所产生的隐性危害，将是长久和难以消弭的。“文革”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惨痛情景，不应该再现了。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不管有人认为孔子的学说有多迂腐，但他的“相隐”思想却是一种宽厚重情的法制之道，远比无情斗争的“法家思想”要先进得多，管用得多。高法主张对“大义灭亲”的行为应予以充分肯定和积极鼓励，在量刑时一般应考虑犯罪嫌疑人亲友的意愿，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说白了，就是“出卖了你，又为你求情”，如此，这个家庭还有几分亲情？被亲人捆绑、带路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咋想的？而出卖他的亲人，那时又该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