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煲呔(曾荫权)，你的表演时间就快到，请问你和你的团队为何当日不直接向市民解释你的政改方案？你不断叫人支持，市民连支持什么都不清楚，如何支持？”
6月17日，就2012年香港政改方案，香港特首曾荫权第一次邀请民主派人士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就政改进行辩论，他第一次在电视上，当着全体港人的面，被一位通过电话录音发问的市民劈头盖脸地一通数落。“看整个问题的措词表达，就知道香港真真正正有民主、真正有自由。”现场的曾荫权表现得相当有风度。
这次辩论，也标志着香港政改在回归十三周年前夕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6月24日，改良后的“香港2012年政改方案”得以通过。
曾荫权遭遇最激烈的挑战
"特区政府宣传政改发动的“起锚秀”，跟世界杯同样好看。"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因为今年的政改方案，曾荫权遇到了从政以来最直接激烈的挑战。这位戴领结的绅士，在不同场合遭到质疑。
熟悉香港政情的人都知道，曾荫权与余若薇的辩论几乎无须开始便知输赢。“曾荫权的中文是公认的差，遣词造句经常出错，为什么找一个香港著名的大律师进行辩论？”立法会议员、香港工会联合会副会长黄国健至今想不通。
但曾荫权执意要辩。曾荫权说，他知道自己会输，辩论是为了表达他争取市民支持的诚意。
政治改革是香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5年前，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中被民主派否决。这次再通不过，曾荫权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行政长官最终将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立法机关全部议员最终也将由普选产生。
目前，行政长官是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立法会的议员中一半是分区直选，另外一半是功能组别，由专业界和工商界选出。
无论是行政长官还是立法会功能组别，与普选相距甚远。但究竟何时可以普选，基本法没有规定。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规定2007年以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需有至少三分之二立法会议员通过及行政长官的同意，还需分别报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备案，并否决了2007年和2008年可以进行普选的要求。同年，香港政府成立了政制改革专责小组，研究如何推进选举的民主成分。
2005年，特区政府推出了第一份具体的政改方案。方案没有提到是否在2007、2008年的后一轮选举中实现普选，受到了民主派的抵制，并最终在立法会上被民主派议员拦下。
事隔两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香港人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2020年普选立法会。但决定并没有交代“普选路线图”，没有明确“普选”的定义。
今年4月香港政府公布的方案，将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提名人数扩大到1200人，立法会增加十个议席，功能组别的5个还是由区议员互选产生。
为吸取2005年失败的教训，特区政府决定深入群众，挨家挨户向他们介绍政改。曾荫权班子为此起了个极具煽动性的名称，“起锚”，意为民主大船即将开动，不再像2005年那样原地踏步。
一场战斗开始打响。“起锚”海报刚出来，马上有人制作了一张讽刺的海报，将“起锚”改为“超错”，一时间广为传播。
今年的争论比2005年来得更加激烈。这次议会内的反对力量，除了民主派第一大党民主党外，还有2006年成立的两个新团体，一个是由余若薇等四位大律师发起组成的公民党，另外一个是标榜自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矢志捍卫基层利益的社会民主连线。政制与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黄静文说，这届立法会的政党、议员组合更加复杂，相同阵营内的意见、态度也有分别，政府的游说工作更加困难。
政评家易锐民说，特区政府宣传政改发动的“起锚秀”跟世界杯同样好看。他有不少朋友知道有高官来访所住小区，走出家门，专程到商场看“起锚秀”；到了现场才发现，原来不少人是要“狙击”曾荫权。有市民要求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解释政改方案内容，曾司长向他表示感谢，市民不依不饶，“你谢我什么？”曾俊华说，“多谢你这么大声。”
曾荫权的一次没有受到狙击的宣传是在6月13日，那天凌晨世界杯上演英格兰对美国之战。有人猜测，可能因为反对派人士多是英格兰球迷，午夜看完球赛太过疲倦，无力发动狙击，才给了曾一次难得的畅通无阻的起锚。
在一篇“走入群众”的博文中，曾俊华写道，一连串的“起锚”活动，对他的不少同事来说都是全新的经验。他相信，经过这次洗礼，无论是政府或是立法会议员，都会更直接地面对民意。
理性温和的选择
"“街头抗争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民主党和中央的谈判，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改良的方案。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过了2005年政改风波，他们在思考，到底走哪条路能让香港早日到达普选：“街头抗争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
2005年政改方案遭否决后，一些学者建议，中央与民主派应该寻求真正的共识，化解矛盾。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当时提醒过，民众的民主诉求不会因政改方案没通过而停止。
经过4个月前景忽明忽暗的谈判，中央最后接受了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即新增加的5席功能组别议员，由区议员提名，经三百多万香港市民选举产生。原来的方案是，这5个议席由区议员互选产生。“这个进步不算小。”何俊仁说，最后的方案比原来扩大了民主的基础，民主党才作出支持这次政改方案的决定。
民主党的方案获得了学者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等数位活跃在香港言论界的政治学者联名发出声明“为政改解死结为香港寻出路——支持通过区议会民选方案”。
他们认为，香港民主派从上世纪80年代参与区议会选举至今，都秉承寸土必争的精神，方案最终能否成为达至普选的中途站，关键依然在于社会的后续发展，各界不应以目前的方案，作轻率的长远预测。
“如果2005年民主派听取部分学者的建议，和政府达成妥协，这次政改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蔡子强说。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建制派第一大党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告诉本报记者，他们接下来会和民主党寻求接触。以前，两党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因为他们对什么事情都是反对。”
握有《信报》控股权的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以一位常年钟情《信报》的非常读者身份，在《信报》上发表自己对改良方案的支持。李泽楷此举，令人想起2005年政改时，澳门赌王何鸿遷借84岁生日在报纸发表大幅广告，称中央的诚意毋须怀疑。
80后：议会外的表达
"他们享受这种快乐表达的自由。"
不过，香港的一支新兴政治力量——80后反特权组织的成员没有站在民主党这边。
他们将民主表达方式当作一项艺术作品来构思。他们希望把对于民主的诉求表达得更立体，更能感染旁人。于是，二十多个在艺术、美学、社会运动方面各有研究各有所长的成员，最终想出了蒙眼写字、赤脚前行的方式。“我们在这边苦行，支持政改的人在那边敲锣打鼓。”召集人林辉说，他们享受这种快乐表达的自由。
大多数香港市民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是在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他们举办阿凡达反映会、组织苦行。为反对高速的城市化，他们中甚至有人到郊外租菜地，过起渔樵耕读的生活。
“我不是要你来帮我忙，只想告诉你这事情跟你有关。”林辉说，经常有人说他们激进，他觉得那是别人的误解。这位1979年出生的香港年轻人，非常想了解内地的情况，在中联办组织的国情学习班上，林辉还向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叶小文请教问题。
林辉们的行动至少说服了22岁的王伟宝。他想搞清楚这些同龄人到底在争取什么。王伟宝开始看城市论坛和报章评论，也参与到公众活动中。他对这次政改的观感是，民主党有政治智能。至于政改未来，他觉得“如同一场赌博，只可以说时间证明一切吧”。
80后的表现已经为港府高层所注意。“他们其实可能较前几代港人更爱香港和国家，对家国有更深的投入感，对社会事务有一份激情，更愿意站出来大胆地表达他们的看法。”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一篇博文中这样评价80后。
持续发酵的政改争论可能会激发香港年轻人的参政热情。港府保安局原局长、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香港的公民社会很活跃，但倾向于回避政治。她主持的政策研究机构汇贤智库，同为筹款，政治项目就比其它项目难以筹到资金。不过，这两年她发现，不少年轻人加入了她组织的项目，希望学习参加竞选的经验。
王伟宝未来的职业或许和政治无关，这不影响他继续对香港政改的关注，“因为政改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利和生活。”
林辉的父母在1976年从内地移民香港。他不打算再走移民这条路，“移民太容易了，为什么不建设一个更好的香港呢？”“我们深信，香港及香港人应有一个远胜于殖民地时代的美好将来。”这是公民党成立之初的愿景。蔡子强说，香港人近年来民主诉求的高涨一方面跟国际民主潮流相关，另外也跟回归后香港人身份认同感急速生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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